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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纯正高尚的楷模 ——记明史大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炳文先生
来源: 南开大学  发稿时间: 2014-05-20 16:18

  卓有贡献的明史大家

  南炳文先生,现任南开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客座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南炳文先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关于明史的研究已达半个世纪,在发展明代历史的体系性研究,深化明代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人物、中外关系等领域的专题性研究,推动有关明代历史资料文献之整理与研究,以及总结关于明代历史研究的发展进程、编写有关明史研究的工具书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贡献,已出版独著和参与撰写的有关著作约三十部,发表论文近百篇,在国内外明史学界享有盛誉。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培养出的博士后、博士、硕士以及外国研究生、高级进修生,约近百人,其中有的成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不少人成长为博士生导师和教授,甚至成为国家重要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有关学科带头人。南炳文先生之所以能在明史研究和教学上取得如此突出的贡献,乃是由于他数十年如一日从无假期地辛勤耕耘,治学严谨,杜绝虚浮,崇尚诚信,不计名利,重视引导学生走学术之正途,是由于南炳文先生有纯正高尚的学风。

  严谨治学

  南炳文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汤纲先生合著的章节体上、下册《明史》,写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此书除学术多有创新、第一次用一百多万字的篇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外,重要的特点即在于不受其时极左思潮尚未肃清的影响,全力贯彻求实的精神。叙事、立论皆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力戒捕风捉影、抄袭不合实际的俗说;论述人物秉笔直书,对于此前评价越来越高的农民起义领袖能毫不隐讳地批评其缺陷,对于此前一律骂倒的帝王将相,根据表现区别对待,分别褒贬。为了论述其时有否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除大量搜集历史资料外,还广泛阅读了有关理论书籍,其中篇帙颇巨的《资本论》即精读了两遍,力求作出信实可靠的结论。这部书出版后,由于立论平实、叙事可信,一直被许多国内外大学历史系定为学习明史的主要参考书,先后获天津市社科优秀专著一等奖和全国高校第二届社科优秀专著二等奖,1985年和1991年分别出版了上、下册第一版,2003年又纳入了“中国断代史系列而出版了第二版。

  2005年至2007年南炳文先生应邀承担了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的子项目“遗民类传”的起草任务。此类传共包括清初遗民50人的传记,南炳文先生除主持全部起草工作的组织、发凡起例和修改润色之外,还亲手撰写其中23人的传记。在完成这项任务中,再一次表现出其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这些传记正文的篇幅规定不过千字左右,但南炳文先生却为撰写而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作了许多独到的研究。如每篇传记撰写前,都要从各种文献中摘录出重要的文句段落,并分类作成长编,这些长编的字数比撰写出的传记正文皆多几倍、十几倍,甚至多至几十倍,如朱舜水一传的资料长编即长达三万五千字以上。为把传主的生平弄准,还皆根据需要从事复杂的考异工作,其为23个传主撰写的考异文章总数达55篇,有的考异文章甚至长近二万字。这些考异都甚有功力,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提高传记的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国家清史工程主任戴逸先生在一次传记撰写人会议上,,评论其所看到的样稿,其间曾举出五个处理得当的例子,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例子的作者是谁,而事后发现其中竟有两个例子是南炳文先生写出的。这些考异文章一部分已由学术刊物发表,其中有的甚至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为了写好这些传记,南炳文先生以竭泽而渔的标准从事资料搜集工作。如为了弄清遗民戴笠离国赴日的时间,专门写信给日本的友人复印存日的有关资料;其为了弄清遗民曹元方的生平,专门南下上海,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其诗文集与年谱。由于某种原因,上海图书馆放在目录室的各种目录柜卡片中未收该书,工作人员与南炳文先生一起查找了很长时间,均徒劳无功。后来,由于南炳文先生锲而不舍,坚持继续查找,工作人员为其敬业、认真的精神所感动,也陪同进一步查找,最后终于从茫茫书海中将之找了出来。南炳文先生主持撰写的“遗民类传”稿子,不仅按合同规定时间顺利交了出去,而且已接近通过二审,这是国家清史工程中为数不多的进度迅速的子项目之一。

  2007年以后,南炳文先生又应邀接受了“二十四史”修纂工程中的《明史》修订子项目主持任务。建国初,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倡导和关怀下,曾动员全国学术界的专家对“二十四史”进行了第一次整理,2007年以后的这次整理是上次整理50年后的又一次重大文化工程。南炳文先生对于此项工作极为重视。他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数千年不断线,是因为有“二十四史”这个重要的载体,作好这项工作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意义十分重大,个人在有生之年能遇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个人研究明史半个世纪所取得的学识和经验利用起来,实属幸运。因而,当有关领导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将此项任务交待给他后,南炳文先生当即联合志同道合者组成修订组,认真行动起来。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明史的原始文献大量付印,这使本次修订可以看到数不清的建国初第一次整理时看不到的资料,对修订工作这无疑是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会使工作量极大增加,面对此种情景,南炳文先生继续坚持其不怕困难、坚决竭泽而渔地搜集研究资料的一贯作风。为此而在年近古稀之时,他继续一如既往地常年不休任何节假日,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班钻在研究室和资料室。进入2011年以后,家人坚决不同意其晚上离家,他便把下午班往下延,直至晚上七点半至八点钟才下班回家吃晚饭。2009年,他作出了部分样稿,有关专家审核后,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撰稿人搜罗史籍,不遗余力,排比考校,鉴别异同,孜孜以求,费力尤多。校稿较诸原点校本,无疑是百尺竿头前进一大步,体现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光明日报》2009年6月11日第1版)在一次“二十四史”修纂委员会和主持人全体大会上,“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牧之作工作报告时,还特别对南炳文先生提出表扬。到2009年底,南炳文先生本人负责的卷篇和大多数修订组成员负责的卷篇,已经完成了初稿,南炳文先生及时转入了修改成员初稿的阶段。对于这些初稿,南炳文先生从四个方面进行修改。一为将建国初第一次整理时取得的成果,重新复核原始资料、进行全面复查修改,二为将修订组成员初稿新增成果,重新复核原始资料、进行全面复查修改,三为搜集刊物、书籍中散见的前人的有关成果,而后重新复核原始资料、对其进行全面复核,将其有用部分吸收进来,补充其不足,四为将其本人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有关成果,重新复核原始资料,将其正确的部分补充进来。在修改中,为了确定正误,其查阅的书籍遍及文集、正史、野史、笔记、年谱、碑传集、各级方志、档案文书,为此而经常奔走在校内外的图书馆、资料中心之间;其动用的学问,涉及历史学、天文、哲学、地理学、版本学、目录学、军事学,以及书法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等广泛的领域,为此而总是处于凝神深思状态,有一次下班时竟因之走过了所住小区很远,到了下一个路口才发觉而返回。经过南炳文先生改后,修订组成员提供的初稿大部分几乎面目全非,不仅时有修改误判、校正论述方向、补充重要论据,而且内容常常大有增加,如有一卷修订组成员提供的初稿,原来校勘记长编共20条,经南炳文先生审定后,删去不妥者6条,修改后保留14条,又新增补72条,最后共达86条;此卷建国初第一次整理时写出的校勘记共8条,经南炳文先生审定后,增至76条,是原来的9.5倍,纯增68条。这样的修改办法,使南炳文先生所用时间和付出的劳动,远超初稿提供人所使用的时间和付出的精力,凡见到其修改过的稿件者,无不叹其用力之勤、治学之认真不苟。或劝其为保重身体,在修改时用力适可而止。对此南炳文先生总是付之一笑而已,仍旧我行我素。他常常说:“工作中稍有疏忽,出了讹错,一旦印出,则大斧砍不掉,自己被订在历史的屈辱柱上,更严重的是谬种流传,贻误后人。岂可不倍加小心,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由于他认真地修改初稿,迄今其先后两次提交的几十卷修改稿,都得到审定专家组的高度评价,一次次高兴地说:“《明史》修订真是找对了主持人,找对了修订团队。”在这次“二十四史”修订中,《明史》是个别子项目工作量极大者之一,而由于南炳文先生的辛苦努力,在修订成员的支持下,进展相当理想,估计2013年年底可以完成。可以预计,读者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部记事更加准确的升级版新《明史》。

  此外,南炳文先生还用十几年的时间,对存于国内外的十余部《万历起居注》残本进行了搜集和整理,经过细致的标点、校勘、改错,形成了三百多万字的《辑校万历起居注》一书,为研究明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条件,从而荣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在其整理过程中,不断有人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建议不加整理而只作原样影印,南炳文先生重视者在如何发挥其学术价值,坚持耗费十余年的精力,作出细致的标校整理,这也是其严谨治学的一个具体表现。

  学术诚信,不计名利

  南炳文先生治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尊重前人成果,不计个人名利,在著作署名上只求谦退。其论文著作中凡谈及或引述前人成果,必定明记前人,注明出处,绝不掠人之美,这是他治学数十年中一直坚持的作法。在修订《明史》的过程中,他特别提醒修订组成员,对有关问题凡前人谈过的,在校勘记长编中都千万不可忘记注明“XXX已谈及”字样,即使其所论不全面、有错误之处、甚至全部错误,也必须如此处理,因为其能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即是开创性的贡献,不可不对之存敬畏之心,不可忘记其贡献。南炳文先生在修改修订组成员所提供的初稿时,一旦发现有漏写此字样者,必为补上。

  1992年至1993年,南炳文先生应邀在日本访问,期间一位学生从自己的毕业论文中摘出一篇文章发表于一个学术刊物上,他想及此论文之写成,与导师的指导密不可分,有其不少心血,因而没有向南炳文先生谈及即将之署为作者之一。南炳文先生回国后,发现此事,对这位学生大加批评,批评其违背了先生的处世原则,指出帮学生修改文章是教师的天职,绝不可因此将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要求其一定不可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从此以后,不仅这位学生不再如此办事,其他学生也闻之而为戒,南炳文先生迄今培养了近百名研究生,此类事情仅仅发生过如上一次。

  南炳文先生有一些著作是与别人合作撰写的,在署名时他绝不争名次,且常常自我贬损。有数部著作,南炳文先生不仅发凡起例、组织编写、最后通稿,是全书的实际主编,其中大部分篇幅也出自其撰写,并且最初的约定也是由其担任主编,但最后正式出版时,他却主动将自己与合作者并列署名,取消主编头衔。

  其与汤纲先生合作撰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节体《明史》之署名,更是学术史上少有的署名互让佳话。1979年出版社邀稿时约定者为南炳文先生署名在前,在《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上所公布的排名也是如此。而在1985年十月正式出版上册时,南炳文先生却主动通知出版社改为汤纲先生在前,责编刘伯涵先生在电话中不解地说:“本来约定你在前。实际上也应如此,因为你既写的篇幅多,承担的是难度最大的部分,而且汤先生所写部分留有大量你的修改笔迹,而你写的部分没有汤先生的笔迹。为什么作这样的变动呢?”南炳文先生回答以:汤先生是师长辈,我应该尊老,另外,他撰写的部分在全书最前部。出版社尊重作者的意见,当时即将汤先生改在前面。正式出版后,汤纲先生发现因为上册其署名在前,社会上不少人误解他为主要作者,因此深感不安。在1986年该书在天津市参加评奖时,汤先生主动给天津市评奖委员会写信,说明此书主要撰写者和通稿者为南炳文先生。1991年该书下册出版时,他又联络出版社,通知在下册中仍以南炳文先生排名在前。至2003年该书上、下册同时再版时,考虑到上册之署名最受重视的客观现实,他更通知出版社将上册的署名改为南炳文先生在前。鉴于汤先生的诚心和坚持,南炳文先生只好接受上册由其排名在前,而下册则坚决主张也加更动,改为汤纲先生在前。出版社尊重作者的意见,作出了上册南先、下册汤先的更改。但由于工作的疏忽,当此书印出后,封面书背中上、下两册均将南炳文先生的名字印在了前面,南炳文先生发现后,立即致电出版社,从而使出版社采取紧急措施,将下册书背中的误排在尚未发送出去的存书中作了更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节体《明史》署名变更之曲折故事,既反映了汤先生之为人不计名利,也说明了南炳文先生具有难能可贵的学术道德。当时有人为此而说:“学者合作著书,为了署名和分稿费,往往造成先合后散,而南炳文和汤纲两先生则一合到底,实为难得。”

  身教言传育桃李

  南炳文先生本身刻苦治学、严谨治学、不讲名利、崇尚诚信的纯正学风,为其身边的学生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也对其是具有震撼力的鞭策。有的说:“白天看到南炳文先生研究室几乎从不关闭的防盗门,晚上看到南炳文先生研究室窗口几乎总是亮着的灯光,就会感到极大的压力——卓有建树的学术大家尚且如此奋斗不息,我辈入门不入门的学术青年,何可放过黄金般的光阴!”有的说:“南炳文先生的文章言简而事理清晰,处理复杂的学术问题举重若轻,论证问题证据充分,结论之出水到渠成,令人羡慕至极,无形中使我等后生受到莫大的激励,从而以之为榜样,奋起直追。”而为了使自己的学生成为严谨的学者,南炳文先生仍然重视言教。他经常教导学生,作学问如同法官断案,法官为断案准确,必须既问原告,又问被告,还要进行广泛调查,直至证据成链、事理无疑,才能达到目的。研究历史问题则应该广泛阅读文献,把能够找到的文献都找来,并读熟、读懂,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及相关人物、所处环境的状况,不留任何疑问,达到把握真相、认识与实际严丝合卯,然后才能得出结论,切不可浅尝即止。鉴于近来社会上浮躁情绪相当严重,一些学者过分注重利用电脑检索作为搜集资料的手段,南炳文先生告诫他的学生:电脑检索之手段不可忽视,但系统读书仍是研究历史的根本。一方面仅靠几个关键词不可能把所有有用的资料搜索净尽,另方面不系统读书以了解历史的全貌,会将所研究的问题从千丝万缕互相影响的复杂环境中孤立出来,从而对其不可能得出正确、全面的了解。在南炳文先生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学生大多学习认真,肯下死功夫,文章立论有据,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内容厚重,具有创新的学术价值。他的学生之所以能出现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与师兄弟共同形成的踏实学风不无关系。在南炳文先生的学生中,也有个别学风不正,但南炳文先生很注意抓住苗头进行教育,从而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如有一个学生刚刚进入硕士学习阶段,在作作业时因一时找不到证明其论点的资料,而又急于交差,便自行伪造了一条,以暂解困境,准备随后补救。南炳文先生读了其交来的文章,发现了这一错误,立即将其找来,对其进行了治学必须诚实的严肃教育,指出学术上造伪,是道德上之大失,最终受害者还是本人。此生因此而认识到问题之严重,决心彻底改正。此后发奋认真读书,刻苦钻研,不久便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很有地位的学术刊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