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笔者应邀参加了北京市朝阳区举行的京剧票友大赛新闻发布会。会上，主办单位除了介绍比赛的相关事宜，还特地请了李维康、耿其昌、赵葆秀等三位京剧表演艺术家畅谈传统曲艺文化如何走入基层的问题。三位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对传统曲艺所遭遇的一些尴尬局面表示忧虑，并力倡文艺工作者走向基层，帮助百姓搞活文化生活。他们认为，当下传统曲艺在面对年轻人时，似乎有点不自信，其中的原因不是艺术不好，而是艺术的氛围不太好，所以繁荣基层文化，需要以群众最愿意接受的方式、选取最易朗朗上口的曲目，多做普及工作，营造好的文化环境。

　　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较老的曲艺形式，如何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扎根基层，融入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这是一个严肃而又颇为棘手的问题。然而，有人却认为，推动基层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无非就是送几场电影、演几台戏的问题，在影视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传统的东西也就是一些稀罕的点缀而已。正是这种“可有可无”的心态，将传统文化的弘扬停留在简单的“娱乐”层次上，从而大大消解了基层文化建设的严肃性和艰巨性。事实上，传统文化与百姓生活的结合，既是一个个人权利的问题——公民应充分享有基本的文化权益，也是一个公共责任的问题——政府应努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果传统曲艺形式在基层文化生态中渐趋弱势，那么这说明权利的享有和责任的担当需要进一步的改善，而不是用象征性的举措来应付落实的难度。

　　抛开权利保障的问题不讲，就传统文化的内容而言，寻求百姓生活对传统文化养分的吸收，也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比如，在一些传统曲目中，虽然不免有陈旧老套的思想道德观念，但绝大部分还是在倡导“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品质。在此，传统曲艺恰恰是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之中，完成了道德情感教育的艰巨工作。在基层文化活动相对匮乏的状况下，优良的传统文化形式若不去填补空白，文化“阵地”就可能陷于混乱。这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先生即有洞见。他认为，中国的“麻先生”(指麻雀牌)邪气得很，势力比“孔夫子”和“关老爷”都大，不但信仰它的人比“孔”“关”多，而且是真心信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和家庭缺乏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的趣味，以致生活干燥无味，只有“麻先生”来占领人们的生活。当然，现代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已远非那时所能比，但问题同样存在，特别是广阔的基层文化空间，尚需更多更好的文化活动去填充。

　　以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百姓生活，途径多种多样，形式也可别出新裁，但在多样性之下，有一样应该是不变的，也即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应在财力、人力和物力上鼎力支援，完善基本的文化设施，以长效机制赢得长期效果。这是基层文化建设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