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那个“坏肾”。

　　为梁启超主刀的是著名外科教授刘瑞恒，刘的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可是百密一疏，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手术之后，协和医院发现了这起医疗事故，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遂将此当作“最高机密”，缄口不提。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启超的态度。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医院有“孟浪”之责，梁启超却一直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这样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实际上，手术后，梁启超病情日益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所谓“越发健实”根本就是骗人之谈。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辩护的同时，梁启超私下对家儿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既然深知其误，梁启超为什么还要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不惜说谎呢?

　　原来，梁启超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极力推崇西医。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看来，梁启超是怕说出真相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将自己信奉的“主义”置于健康与生命之上的情怀，自然可敬。但就如何处理医疗事故而言，梁启超的做法并不好，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世上没有什么值得用掩盖真相去博取，用谎言去维系的，不论用心多么良苦。

　　(郑连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