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品格。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有新作为、大作为，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出新路径，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思想指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应当遵循“返本、对话、实践、创新”八字原则。
返本：回归经典著作
这里的“本”，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也是指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从经典作家的“文本”开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唯有返本，才有可能“开新”。没有扎实、厚重的经典根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难以做到“开新”，甚至很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即使侥幸没有走到邪路上去，其研究深度、广度也肯定不理想，毕竟根深才能叶茂。尽管温故未必能知新，但“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而狂妄终究是会出问题的。要具备扎实、厚重的经典根基，除了沉下心来细读经典，别无他途。
对于为何要读经典、如何读经典，恩格斯有过精辟论述。1894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写道：“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对照恩格斯的这个要求，再看看当下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经典功夫不到家是很普遍的现象。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不要说系统地研读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有关重要文献，就是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甚至是4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重要文献是否认真地通读过，都是存疑的。这从已有研究成果的文献使用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较为熟悉的学者，也可以进行“文本重读”“常读常新”。
对话：高质量学术交流互鉴
学术对话通常包括学术争论和学术评论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人们围绕某一议题、以求得真知为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后者是指学术成果发表前后所实施的评论行为。无论哪种意义上的学术对话，都是创新和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学术对话，并视其为发展和完善理论的重要途径。纵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那些以批判为题目的著述，其实就是学术对话的一种指称。
我们这里所说的对话，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专家与海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专家的对话。目前这方面的对话还只是个别、偶然发生的，而非大规模、经常性的。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没真正走出去。二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专家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研究专家的对话。目前这方面的对话也不多，远的不说，仅从2019年国内三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活动而言，即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吉林大学举办的“国际关系学百年：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家的对话”与清华大学举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浏览一下上述活动的分议题，就可见一斑。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专家与马克思主义其他研究领域专家的对话，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的对话。毕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实事求是地讲，从研究深度看，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前述几个领域的研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实践：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
与一切社会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有抓住真问题、大问题，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做出真学问、大学问，产生大影响。而真问题、大问题只能来源于实践，包括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外交实践。
在新时代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像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样，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扎扎实实地开展实证研究，进而将其上升到形而上层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写道：“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文本研究当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但我们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变成一种纯粹书斋里的学问，把研究活动变成寻章摘句。那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将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丧失学术吸引力、道义感召力和现实指导力。
创新：填补能力赤字
关于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国内学术界已经说的很多了，但做的仍显不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也许并不缺少情怀，在很多时候也不缺少勇气，而是实实在在地缺少能力，存在严重的能力赤字。究其原因，确实有天赋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是理论天才，这是任何正直的思想理论史家都承认的，但也有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投入问题。扪心自问，研究者们在日常研究工作中多大程度上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专注、刻苦和严谨。1851年，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期间常常还有种种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
对于马克思在思想理论上的严谨，终生并肩战斗的恩格斯是亲眼目睹，并且钦佩不已的。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写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列宁不仅在政治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思想，也在学术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精神。比如，他在正式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经典著作之前，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前期工作。他对148本书和49种期刊中的232篇论文做了摘录，加了许多批注和评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整理。他所做的读书摘录、札记、短评和表格有20本，后来印成了厚达40多个印张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精神，很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真学习、积极效仿。没有这种精神，进入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不可能取得实实在在进步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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