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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春:如何认识和评价申不害的“行政哲学”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15日第10版发稿时间:2020-04-19 22:36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往古时代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和具体事件构成的,如果既往的历史过程中没有了某一个人物或者事件,这历史便是不完整的,甚至有可能会是另一种面貌。然而,由于许多方面的原因,有许多历史人物,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我们实际的历史研究和叙事中,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申不害便是其中之一。

  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本为郑国人,公元前175年,郑国为韩国吞并,因此申不害也就成了韩国人。申不害在韩昭侯时被任为相,主持变法,“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遂致富强,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不害曾著有《申子》一书,后来散佚,只是在唐人编纂的《群书治要》中保留了《大体》一篇。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韩国并不是最成功的,再由于申不害的著作大多散佚,因此,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思想史,申不害都是很少被提到的人物。据我所见,只是在刘泽华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才用较大的篇幅阐述申不害的政治思想。以申不害为主题展开专门研究,似乎是超乎想象的事情。然而,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却花费二十年时间来研究申不害,并为我们奉献了《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这部力作。

  顾立雅(1905-1994),192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员,与吴宓、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容庚、钱穆等著名历史学家相识并多有交往。著有《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孔子与中国之道》等。顾立雅对于《申子》佚文辑佚、考订,功力颇深,所著《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Shen Pu-Hai: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一书,197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日由厦门大学马腾教授将其译为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申不害生活的历史时代入手,就申不害与法家、道家之间的关系、申不害的思想中国古代的行政系统、申不害的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做了相当系统的分析和讨论,本书的三个附录,《申不害史料考述》《〈申子〉辑佚》和《申不害佚文》,是作者对有关申不害的史料、《申子》佚文的系统考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颇负盛名的汉学家的思想史论著,《申不害》让人耳目一新。不同于常识意义上的人物纪传式的思想研究,作者试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去理解申不害的思想。顾立雅不仅把申不害还原到战国时期的变法与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还试图从春秋晚期的郑国,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去追寻申不害政治思想的源头,对于申不害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过程的关系更是大着笔墨。可以说,作者既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学说,与此同时,也是在透过申不害这个人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

  关于申不害的思想,顾立雅将之概括为“行政哲学”,并且认为他的行政哲学与中国古代的行政系统是密切关联的。作者认为,自殷周鼎革,“武王独擅政治大权的景象”已有显露,“普天之下广袤王土之统治模式”(P.38)渐露端倪。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周王朝对整个华夏的统治日渐式微,但“控制行政官员的技术已经应运而生”(P.39)。循着这一逻辑,申不害的“行政哲学”就是思想家对于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治主观认知的结果。这个解释逻辑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来说无疑是有效的。

  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很有主观性的工作,即使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认知意向出发,研究者却可以形成各不相同的认识,顾立雅对申不害权术思想的理解也十分独到。目前所能见到的申不害的著作表明,申不害思想的核心是“术”,亦即“权术”,简而言之,就是君主如何愚弄和驾驭臣下的技术或手段。顾立雅把申不害所说的“术”解释为调解行政关系的技术,“在申不害看来,不言而喻,国家在理念上确为‘老谋深算,沉思熟悉之产物……是一种艺术工作’”(P.47)。申不害权术理论的精髓,就是把君主看作是当然的权力所有者,“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申子·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申不害那里,维护君主权力便成为最高的目的,而君主的主要职事便是防范手中的权力旁落。于是,君主用阴谋手段对待臣下便成了一门技术。顾立雅或许以为,依据这门技术能够衍生出一个高效能的官僚结构,这便是他把申不害的权术理论解释为“行政哲学”的原因。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在现时代仍然适用。顾立雅是欧美学界负有盛名的汉学家,其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造诣自不待言。但是,由于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所限,和西方许多汉学家一样,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也有可商榷之处。兹举几例如下。

  首先是关于申不害的学派归属。战国法家的核心论题有三个,曰法曰术曰势,思想家只要以其中一个为核心而提出系统的思想主张,便是法家。《汉书·艺文志》也是把《申子》六篇归于法家,对此,汉魏以下绝无异议。但是,顾立雅却以申不害不像商鞅那样讨论法与法治的问题,认为其不是法家。这样,申不害究竟属于战国时期的哪一家便成了问题。

  其次是关于申不害与道家的关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司马迁这句话是有问题的,黄老学派是道家学派的变种,是老子的无为思想与法家的刑名之学相结合的产物,很难断定这个学派是否出现于申不害之前,顾立雅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司马迁的说法也不是全无意义,它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申不害的思想与道家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申不害“君无事而臣有事”的权术理论,明显带有老子无为主张的印痕。但是,顾立雅却否认申不害与道家学的联系,其理由是老子其人其书晚出,申不害没有讨论过形而上之“道”等等。作者显然受到了上个世纪之初疑古思潮的影响。另外,作者又认为,先秦道家是无政府主义者(P.145),因此,申不害的“行政哲学”与道家扯不上关系。事实上,先秦道家只有庄子思想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甚至庄子后学都没有无政府的思想倾向,传世的《庄子》外杂篇中有许多讨论圣王治国的篇章便是其证。

  再次是有关申不害思想与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顾立雅把申不害的思想定义为“行政哲学”,因此,对于申不害思想的认识便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的“行政结构”的评估。顾立雅在本书中引述斯普林克尔的话说:“几乎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在行政组织问题方面仍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P.4)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这个被高估的古代行政组织来评价申不害的“行政哲学”?作者虽然没有明说,但其评价取向却还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在本书一开篇,顾立雅先是说到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顾立雅认为,罢黜一些治异端学说的贤良,是“‘儒家胜利’的第一步”(P.1),我猜度作者的言外之意,申不害的“行政哲学”被禁断是不小的损失。

  有一件事情需要明确,拒绝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的本性。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的人品、学识以及治国能力虽然人自相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整个社会,他们自己喜欢什么,也就要求举国臣民喜欢什么。秦汉时期,帝王的文化素质大都不是很高,自己无法冒称思想家,只能在百家之学中选择出一种作为统治思想,于是便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看,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罢黜百家,都不是人类思想进程中的幸事。但历史地看,在思想多元已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国家选择了哪一种思想学说,却不可等而视之。这是因为,就思想内容而言,传统儒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方面有着更为强烈的关注,而法家刑名之学却只能导向社会政治生活的残酷和恐怖,正如作者在本书后面所说的那样,“恐怖主义政治走向极端,必将暴露自身局限”(P.194)。在这一意义上说,秦王朝的暴政,申韩之学是应该负有责任的。而汉王朝最终选择了儒家伦理政治学说,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进步。

  (作者为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编辑:郝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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