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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回忆刘泽华先生的若干往事
来源: 2020年1月9日 团结报 第6版发稿时间:2020-01-09 15:51

刘泽华

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乔治忠

  著名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为人和治学,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刘先生的学术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发人深省,史学界时贤无论是拥护者抑或反对者,都不能不承认刘先生诸多的、成系统的学术观点之中,蕴含着深彻的思考和鲜明的个性。凡接触过刘先生的学人,无论来往多少、情缘亲疏,都会感受到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气场。我1978年入学南开历史系,直至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南开工作几十年,与刘先生的联系起始很晚,又断断续续,但一幕幕往事影像,时时在心中映现。刘先生仙逝之后,这种回忆愈加浓烈、越发觉得珍贵,并且值得与朋友们分享。

  人格魅力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学业,我从刘泽华先生的课程、讲座、讲话中获益匪浅,同时也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刘先生的气质、精神、学问及人格。但刘先生对我则一无所知,亦无印象,在近乎3年的期间,处于单向相识的状态。这不能归结为学术地位不同的间隔,因为同样是初读本科的一些同学,与刘先生已多有结识和沟通。

  我上中学时偏科数理化,尤其不喜欢历史课程。但因为只读过初中,高中数理化毕竟未曾系统学习,在1978年的高考时报了文科,就此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虽然历次考试的成绩都很不错,但自己心内深知历史知识多有缺欠,于是抓紧时间“恶补”,其他活动甚少参加。那些年,大学校园里是一片蓬勃、活跃的气象。不仅大多同学都在分秒必争地用功读书,而且教师也积极举办学术讲座,将课程中讲不到的知识和自己新的学术见解传给学生。这些讲座都是自愿的、无报酬的义务活动,然而许多教师乐此不疲,同学们更是积极参与,借听讲后的提问、讨论,既增长见识又能够接触名师。还有许多同学,独自一人或三两结伴,到教师家中拜访,当然访谈的主要内容还是历史的学习与研究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师生融洽,学风浓正,和谐活跃,成为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线。

  刘泽华先生是举办学术讲座较多的教师之一,也是许多同学最爱访谈的教师,无论授课、讲座还是与人交谈,思想火花迸射,能够给人以莫大启发,对于当时多数初读历史学本科的同学,颇有振聋发聩、打开学术视野之效。同时,刘先生也格外欢迎同学的到访,喜欢与年轻学子畅谈,时常拜访刘先生的同学,在数量上也超乎一般。我本是积极聆听刘先生讲座、认真学习刘先生课程的学生,但本科阶段却从未拜访过刘先生,这是因为禀性不善于交往,也不愿意随便打扰任何一位先生的工作。虽然刘先生的政治思想史思路,很合自己的兴趣,但经过斟酌,还是打算研习可不直接挂牵政治的隋唐史专业。于是,从选课程、听讲座以及从同学间议论中,我对刘泽华先生相当多的了解,但刘先生对我应当是毫无印象,甚或根本不知道南开历史系有个叫作乔治忠的学生。

  学术研究

  刘先生对我的历史学研习产生显著影响,至迟是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即1979年上半年。这一年3月底,刘先生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史学工作规划会议,会议主旨是总结中国历史研究的状况和制定今后发展的方向及措施,会议提交的论文,颇有冲破以往治史模式之作,讨论历史研究的开新问题,更富于开拓性思考。刘先生于1979年5月9日和6月初两次做学术报告,不仅介绍会议的各种见解,更以独到的思考,热烈地鼓励同学们投入历史研究,在思想方法上予以深切的开导。在1979年5月9日的讲座中,刘先生着重宣讲成都会议显示出的学术气象,介绍了王戎生、戴逸以及刘先生与王连升合写的文章。王戎生质疑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论点。戴逸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应将之片面化、绝对化,不应脱离生产、经济发展而突出阶级斗争;论述了革命运动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认为不能低估改良的历史作用,更不该完全否定社会改良,对于“戊戌变法”要重新研究。刘先生与王连升的文章,则明确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不仅决定了生产关系,也可以直接对上层建筑发挥作用,有些上层建筑例如教育形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起到决定作用。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在历史上不是平行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阶级,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会最终消灭阶级,因此,生产力对历史发展起到最终的决定作用。

  这些观点,与多年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大不相同,直接否定了曾被视为指导思想的权威论断,体现出一个新的史学思想潮流正在兴起。在相关文章尚未公开发表之时,刘先生即传达给南开学子,其精神震撼和启沃心智的效果之大,不言而喻。而在6月初接续的讲座中,介绍了成都会议讨论的中国史研究现状和薄弱环节,规划出今后研究与著述的努力方向,足可为有心投入史学事业的学人作为参考。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讲座中,刘先生着重论说了“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问题”,这里所谓“方法问题”不是如何做笔记、做卡片之类的技能,而是根本的治学方向、治学理路。40年之后再来阅看当年记录的听讲笔记,仍然感觉是字字珠玑,对史学界青年学子的开导和鼓舞作用历久弥新,充满深切、激昂的学术魅力,例如:

  “我们的思想应解放,不要找个现成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依据……要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各个不同观点的要点,要善于抓住要点、要害。置于自己同意谁、不同意谁是次要的,应该先搞清各个观点,掌握资料,把问题推进。”

  “不要局限于为了考试,要从应付考试中解放出来。至于偏科,还是要偏的,但选择的方向则不能轻易决定……选科要考虑,究竟从职业上考虑还是从专业上考虑?我认为要有事业心。抓好方向要持之以恒地搞下去,不能见异思迁。”

  “搞历史的要学好哲学,哲学是丰富的,其他学科也是那样,不能光顾一点。”

  “独立工作能力要从笔头上表现,要善于写作,组织自己的思维,思维是要练的,要有思维的深度、广度。考试的卷面不是写作,它构不成思维体系。写作是大关,只有多练才行。”

  “个人要有个写作规划,开动机器,思考一些问题。常思考问题才能触类旁通,从各方面得到启发。”

  “文章总要注入自己的感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批判现实是常有的。历史不能都是考据学,总是要有理论的。”

  这些论断,凝聚了刘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体验,谨记而加以思考和践行,则可以受惠终生。

  大师风范

  刘泽华先生是具备大师风范的教授、学者和历史学大家。其大师风范有以下几个特点,令人怀思。

  其一,善于思辩、勇于论辩。刘先生对于任何学术问题,立足于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决不随风,而是予以理性的思辩与严谨审视。每有独到见解,则勇于论辩,申明是非利弊。这种善于思考和论辩,一是具备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思维,二是立足于史实证据,三是关注重要问题,不作空谈,与有些人的信口雌黄不同。

  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君主纳谏问题,历来颇受赞誉,甚至有人据此否认中国古代有过君主专制制度。而刘先生经过对先秦的谏议理论层层剖析,指出谏议之说虽然包含了民主气息,但本质是君主专制的一种补充,中国古代并没有一种君主必须纳谏的制度,君主是否纳谏以及如何对待进谏的臣僚,全由君主个人酌情或随意决定。这就是说,进谏与纳谏的运行方式,也属于君主专制性质。这里的论断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直击问题的核心本质,令所有古往今来的盲目颂赞皆黯然失色。再如,刘先生考察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礼”,以及随后的演化,认为礼在初始阶段有规范生活的积极作用,也包含合理的因素。但是礼的本质是凝固的等级制,在中国历史上,礼对思维的束缚极为严酷,起了极坏的作用。这里的论述充满辩证思维方法,实事求是,见解入木三分。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乐于支离烦琐地叙述古代礼制那些早已死去的繁文缛节,却缺乏稍有深度的分析。

  其二,刘先生十分注重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认为历史研究总体上离不开理论思维。他研讨中国政治思想史或其他课题,都遵循选择重大问题,并且将论述提升到理论层次。

  例如,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根本性质为“王权主义”的论断,是一个高度理论性的概括,来自刘先生几十年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成果。历史学科不必强求所有学者进行理论性和宏观的研究,人的思维与学术特长不能齐一。但是作为一个较大的学术单位,不能轻忽本学科理论上的建树;作为整个史学界,更不能缺少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历史学科理论的贫乏,是最大最根本的贫乏,是无论多少部纂辑之作也弥补不了的贫乏。刘先生等一批重视历史理论学者的离去,因而所导致的学术苍白,正在逐步地显示出来,此应引起相关机构的充分注意。

  其三,尊重学术,推动学术,眼界开阔,心胸坦荡,不搞小圈子主义,时时惦念的是弘扬学术的大局面。刘先生主编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不单单组织自己培养的本专业人士,还吸纳其他专业人员,并且同等对待,精诚协作。对于历史学科的其他专业,如社会史、博物馆学、科技史等等,都曾真诚地予以支持。

  尊重学术,一切从学术原则出发,必应包容不同的学术见解。刘先生除理念上反对学术观点定于一尊,认为学术争鸣才可推进思想认识的科学性。他对任何学者,包括后学晚辈以及自己学生提出的不同看法,均予以包容,而且热情鼓励,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给予善意的开导。遇有晚辈向他发出学术争议,则显现出十分欣然、昂扬的神采,胸襟博大,充满惟以求真、求是为宗旨的精神,这也正是刘先生巨大人格魅力之所在。

  其四,提携后学才俊,凡具有一些专长者,则大加赞誉与提携,或以学术合作培育之,或鼎力推荐、引进之,唯才是举,不遗余力。除亲传弟子外,原曾素不相识者如刘洪涛教授等多人,都曾受此恩泽。这完全是从发展学术出发,可谓之“大公益他”。

  以上所举,凝聚了刘先生对社会、对历史的崇高责任感,展现了刘先生积极、正直的人生价值观,足为高山仰止。

  2018年4月22日,刘先生在美国西雅图已是病情转危状态,半个月之后的5月8日,刘先生溘然长逝,留下了世人想继续听取其高论而不得的历史性遗憾。

  怀思拳拳,追念永永!

  刘先生的风范,将永远成为彪炳于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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