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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史:324—1453》，[美]A.A.瓦西列夫著，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第一版，138.00元
陈志强
徐家玲先生翻译的瓦西列夫名著《拜占庭帝国史》中文本终于问世了。这是我国拜占庭学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作为终生致力于拜占庭研究事业的“老人”，我向作者和译者表示衷心祝贺。
祝贺之一，在于举世闻名的拜占庭通史两大经典作家的作品现在都有了中译本，这意味着它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读者群体，瓦西列夫在天之灵能不为此高兴吗？这里说“两大作家”是指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和瓦西列夫。非常巧合的是，他们都是俄罗斯人，但是两者大约属于两代人。当瓦西列夫已经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讲授阿拉伯语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刚刚出生。已经35岁的瓦西列夫绝对想不到，刚刚出生在同一个城市的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后来在拜占庭通史领域竟然超越了自己。我们所谓“超越”是指奥氏在35岁便完成了《拜占庭国家史》的第一版初稿，并于1940年正式出版。而瓦西列夫则是在将近60岁的时候才将其早年任教时的讲课稿翻译为英文，并通过这一世界语言为国际拜占庭学界所了解。这两部书各有特点，从通史的角度看，奥氏的作品略胜一筹。两部作品问世后即受到广泛关注，得到拜占庭学同行首肯。法努拉·帕帕祖鲁就此作出的评论同样适用于两部作品，论者“一致认为是奠基性著作。观点的新颖，特别是资料的安排，对拜占廷国家发展史的观察方法……受到特别的重视”，“在资料使用上的准确性，介绍外国学者观点时所达到的客观性，叙述上的紧凑，文辞上的简约和优雅，都受到赞誉”(见张绪山所译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夫人的回忆)。毫无疑问，他们的作品对于初学者的入门学习都非常适宜，而我精读英文版的拜占庭通史首先是从瓦西列夫的书开始。与徐家玲先生正式翻译此书开始了其终生从事拜占庭研究一样，我也采取了一种精读外文书的“笨办法”，即逐字逐句解读，做笔记。这种读书方法延续了一段时间，涉及多位拜占庭大家的作品，譬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仁西曼、布莱赫尔等。以我刚刚走上拜占庭史研究时的外语水平，瓦西列夫作品的英文版给了我阅读的愉悦，其语言之平实，思路之规范，条理之清晰，涉及之广泛都一扫阅读障碍带来的不快，并启发读书中的灵感，深刻地影响了我嗣后的研究工作。
祝贺之二，在于本书的问世鲜明地印证了我国拜占庭学的稳步发展。1986年以前，我国读者可看的中文版拜占庭史书仅有列夫臣柯的小册子《拜占庭》(三联书店1962年)，如今相关图书已经超过百种。姑且不说由我国作者完成的40余部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书籍，仅就翻译的拜占庭文史书和相关图书而论，便超过了30种。例如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的节选本，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的全译本(同一译本前又有台湾的两版)；斯蒂文·仁西曼的名著《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则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出版；前英国拜占庭学会会长拜尼斯主编的《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由大象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杰出的拜占庭艺术史家西里尔·曼戈所著《拜占庭建筑》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玛丽·坎宁安的《拜占庭的信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欧洲中古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著《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于2006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西里尔·曼戈主编的《牛津拜占庭史》则于201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拜占庭史料书籍的翻译出版更能反映我国拜占庭学的发展。像查士丁尼编纂的《法学总论》由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普罗柯比的《秘史》由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同一史家的《战史》在同一年(2010年)竟出现了两个中文本(商务印书馆的和大象出版社的)；同样有两个中文译本的还有安娜·科穆宁娜的名著《阿莱克修斯传》(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和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优西比乌的《教会史》由三联书店于2009年出版。这里不必尽列清单，仅举几例就能够反映出我国拜占庭学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为促进中国拜占庭学发展做出的共同努力。细心的行内读者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中文版译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而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无疑又是百花园中怒放的一朵鲜花。
祝贺之三是献给徐家玲教授的，她历经三十多年的努力，精心翻译了这部拜占庭通史名作。很早之前，当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参加国家教委委托该校举办的“中世纪史研究班”时，就见识了徐老师的翻译功底。那时，我和班上的其他同学参加了她受命组织的汤普逊《中世纪欧洲晚期经济社会史》的翻译，该书后来在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作为郭守田和朱寰两位前辈学者的弟子，徐家玲老师继承了他们治学的理路，特别重视对国际权威学者重要作品的翻译。2011年，我们又看到徐老师的翻译大作：勒高夫的名著《中世纪文明》。我们眼前的这部《拜占庭帝国史》无疑是她的又一个翻译精品。衷心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获得更多乐趣，我们也感谢徐老师的辛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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