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琼 高晓雨
有两项技术可能会主导21世纪发展，决定人类未来发展方向。一项是人工智能，另一项是人类增强技术。如果说人工智能是人类器官的延伸，那么人类增强技术则是直接强化人类自身，这项技术为增强人类认知能力、提升人类身体素质和治疗疾病提供了诸多可能性。新兴技术往往具有两面性，虽然人类增强技术能够显著强化人的各项能力，但也会引发安全和道德风险。我们应该给人类增强技术戴上“紧箍咒”，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发展。
人类增强技术的现状
我们可以粗略将人类增强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增强，如基因编辑技术、神经增强技术、抗衰老方法和生殖技术等，这类技术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并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突破，绝非停留在理论架构阶段；另外一类是药物增强剂，包括增强身体、情绪、道德和认知的药物。
人类使用诸如咖啡因、酒精和烟草等天然产品影响情绪和行为，而今，生物医学和生物工程技术进步到可以增强外观、行为、认知、军事作战效能和体能。几个世纪以来，可卡因、安非他命等情绪和行为促进剂一直存在，随着我们进一步探明大脑的运行机制，科学家们正在研发强效药物来激发想象力和提升创造力。
在欧美地区，学生以及脑力工作者开始大规模消费增强认知的“聪明药”，认知增强药物可以显著提升认知能力，如集中注意力、提升短期记忆力，主要包括莫达非尼(Modafinil)、阿得拉(Adderall)和利他林(Ritalin)等。弗鲁德(Arran Froo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欧美国家服用“聪明药”的人群比例大幅度上升。利他林等脑功能兴奋剂在欧洲使用率增长最快。近3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在2017年的12个月中至少服用过一次认知增强药物，而2015年的比例为20%。
人类增强技术存在风险
增强技术已经成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医学进步的产物，某些药物通常用于治疗疾病，但也可用于增强正常的认知功能，所以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轻易区分治疗和增强。当增强和治疗之间的界限不明确时，正如许多行为障碍一般，增强的几率就会放大。增强技术的风险不容小觑。
首先，用于增强的药物可能会伴有一系列隐匿的并发症。比如，有些运动员们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提高肌肉力量和体能时，如果所有的肌肉群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增强，那么下肌群的肌腱和韧带损伤就会发生。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诸如阿得拉和利他林这样的神经增强药物用在健康的人身上的风险。但已有证据表明，这些药物可以在高危人群中引发严重的躁狂和抑郁。认知增强会导致大脑的生物化学反应，对于长期使用者而言，可能会存在并发症的风险。儿童和青少年的药物安全尤其令人关注。
增强药物滥用情况十分普遍，增强技术也渐渐越过红线。比如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激烈讨论。绝大多数人表示担忧，对生殖细胞基因改造，将开启基因层面人类增强的潘多拉魔盒，潜在风险或许是灾难性的。利用生殖细胞改良人类会产生一种非人类的“超人类”，如果生殖细胞系的修改在后代中始终如一地进行，并遗传给下一代，一个转基因的后人类物种可能会出现。“基因编辑婴儿”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在于此，基因编辑于人，好似思想实验中的“忒修斯之船”，我们无法预知人的本质何时将发生彻底变化，这是公众如此担忧的原因所在。
人类增强技术还引发了关于伦理、公平等问题的讨论。比如考试前服用认知药物，是否应视为作弊？如果增强技术不能被所有人平等获取，是否会造就新的特权阶级，引发新的社会不公？人类增强技术甚至还会涉及更为根本的哲学议题，比如增强技术可能会破坏个人同一性，也可能会成为通向后人类社会的跳板。
人类增强技术亟待规制
人类增强技术面临诸多风险，虽然某些深层次议题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在应对增强技术滥用，消解增强技术的可控风险问题上，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1.提高公众对增强技术和非医疗用途精神药物的潜在风险意识。公共教育是强有力的风险管控手段，需要精心设计宣传内容，以满足成年人和年轻人的特殊需求。医院、学校和各类事业单位可以向公众提供宣传手册或播放宣传视频，其方式与当前有关吸烟和艾滋病预防的宣传计划类似。目前我国疾病防控宣传工作的覆盖面非常广，效果显著。随着增强技术的使用率迅猛增加，有必要将对增强技术和增强药物的风险宣传提上日程。
2.在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完善相关法律条文是预防增强技术或药物滥用的重要举措。包括对增强技术或药物在研发、检测、销售等环节进行层层规制，特别是在检测和销售环节，需要制定与一般的处方药和医疗器械不同的操作或法律规范。因为增强技术或增强药物的副作用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现，而且比一般性的医疗事故破坏性更强。所以在增强技术或药物的检测环节要选用更大的受试样本，测试周期尽可能长，遵循更加严格的操作流程。现今我国电子商务极其发达，网络非法销售也需严加防治，非法销售以及非法获得应予以严厉惩罚。
3.生物医学界应自我调节，制定相应的增强技术和增强药物研发准则和风险评估标准。当面临风险不确定性或新技术无限制增长的挑战时，生物医学界已经开展自我调节。比如，1975年的阿西洛马会议汇集了全球顶尖的分子生物学家，他们为控制新引入的重组DNA技术制定了指导方针，即在对重组DNA的风险进行更充分的评估之前，自愿禁止重组，并限制重组DNA有机体的使用。即使在没有正式的法律监管框架的情况下，生物医学界也有能力和责任来控制增强技术的使用。自我监管可以采取由专业医疗机构制定的指导方针、政策或建议等形式，虽然缺乏法律效力，但也具备相当效力，违反既定的专业标准可能导致训斥或更严重的后果。“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后，生物学学术共同体第一时间发声，商讨该实验流程是否合规以及产生的伦理后果，更有122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学术共同体自我规制、自我调节发挥了预警作用。
4.倡导一种更为温和的、保守的医疗策略。市场是消费的强劲驱动力，很多时候，理性的逻辑会屈服于市场的逻辑，神经兴奋剂药物的使用量迅猛增长就是有力佐证。如果人们认为增强技术的社会效益大于包括经济成本在内的风险，那么对生物伦理的规范就难以为继。在具体病例中，增强和治疗之间的划界具有挑战性，对于行为障碍尤为明显，因为疾病特征非常模糊。面对诊断的不确定性，激进的医疗模式可能导致过度诊断。事实上，人们普遍担心多动症等症状被过度诊断，可能不需要这些药物的儿童会被开处方兴奋剂。医生是药物和医疗器械适当医疗用途的看门人，医生在一些情况下，采取温和的、保守的医疗策略或许更为可取。
我们不应因增强技术的潜在风险而阻止其发展，但在发展和利用人类增强技术的同时，应考虑资源的公平获取、意外后果以及对子孙后代的风险。站在技术发展前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描绘未来世界的美好图景，往往会淡化风险。但是，谁也不知道新兴技术最终会将我们引向何方。不过，无论走哪条路，公众对新兴技术的接受程度将取决于科学界、工程界对公众的开诚布公。人类增强技术领域，需要多方协作、共同应对。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路研究”(TJZX17-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http://ex.cssn.cn/zx/bwyc/201903/t20190319_48497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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