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普
张伯苓校长自1898年10月应严修之聘，任教于严馆，开启其辉煌一生的教育生涯，至今年恰好120周年。严、张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为国家、人类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虽迭经战乱与社会动荡，却仍在不断发扬光大之中。南开道路、南开品格、南开精神，已成为人们追问的话题。而南开的品格中，诚实守信，则为张伯苓校长从教之始，即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南开人品格塑造中重要一端。对长者守信张伯苓自受严修之聘弃武从教后，很快就崭露头角，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卓越的办学成就和高超的处理事务能力已为世所瞩目，各种社会机构纷纷请其兼职。
1911年4月，清华学堂开学，聘张伯苓为教务长。主管“教授事宜，凡延订教员，厘定功课，考核成绩，皆商承监督办理。”但张伯苓任职仅半年，即因“南开、清华全是婴儿，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而不能兼顾，辞去该职，专事办理南开学校事务。1927年受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成立政治讨论会，张作霖通过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梁士诒转寄聘书及信函各一件，聘张伯苓为该会会员，张伯苓当即分别于1927年1月30日和31日复函张作霖和梁士诒，“苓自前清办学以来，早与严范老约定，终身教育，不入政界。故年来虽屡有入政界机会，而均未敢承认。良以信约为人生最重之事，稍一不顾，既不免贻人讥笑。且自问于政治方面毫无知识之可言，欲冒然应命，无乃不量太甚。谨布区区，敢乞我公鉴谅。安国军总司令聘书一件，原件谨璧附。”以此婉拒进入政界。其后，又有任天津市市长之机会，亦因专心办理南开之故，未入政界。1937年1月，任鸿隽坚辞四川大学校长之职，3月18日，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与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谈话，商定由张伯苓接任四川大学校长。5月28日王世杰日记载：“今日予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谈)，请其任川大校长。彼允就，但坚不肯解脱南开校长名义，即请假亦不愿。依法国立大学校长不得兼职。”所以，张伯苓虽然碍于人情答应了接任四川大学校长之事，但提出了一个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可能答应的条件，终于为了南开、为了信守与严修的约言，未离南开而他就。
抗战期间，全民族投入抗战，张伯苓始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一职，但主要精力仍放在南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政治、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为拉拢社会名流支撑局面，1948年屡次邀请张伯苓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张伯苓在坚辞不获的情况下，提出了只任院长三个月，仍兼任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校长，以及同意在考试院中任命张伯苓提名人选的请求，在蒋介石一一应允的情况下，勉强赴南京上任，但很快即以养病为由离开南京，飞赴重庆南开中学。
严修之于张伯苓，无论在年龄上、及当时的资望上，都是当之无愧的长者，两人由于共同的教育理想走到一起，而张伯苓千金一诺，为实现两人当初的教育理想，百折不挠，把严修先生当年的教育理想发扬光大，终于成就一生的煌煌教育事业。对社会守信学校就是为社会造就人才的工厂，学生就是学校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在我们现已发现的3000余封张伯苓的函电中，为南开学校的历届学生推荐工作的函电占有很大比重，为一个学生的工作，甚至可以三番五次地向多方去函推荐，而且在其推荐函中不乏赞美之词。
但其中有两种情况，张伯苓是绝不肯做的：一是不虚誉。1931年2月，有前南开某生从日本东京致函张伯苓，请张伯苓为其举荐职位，张伯苓在复函中谓：“仆生平最重信实，对于吾弟造诣情形如何，目前非所得知。往日已成过去，虚言之既非所愿，实言之亦于弟无补，最好请吾弟别觅相当介绍，或不致误。”
二是不做假。有曾在南开学校肄业的某生，未曾毕业即离校，1931年因工作需要，致函张伯苓，请求补发毕业证书，张伯苓在复函中谓：“此事如在可能范围以内，自应照办。所惜查诸以前，既无成例可援，而教育部对学生毕业证书又极非常重视，其必不能稍予通融可知。即令具呈说明事实，亦恐无效。所有不克如命之处，委实有所碍难。”而一名已在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工作的南开中学学生，致函张伯苓，请为其出具大学毕业证明，张伯苓亦在复函中加以婉拒，谓：“吾弟本系中学毕业生，今竟托为大学毕业，殊属非是。委代发证明文件一节，事之本无，委实不知从何证记。我校对人向不取乎虚假，为吾弟所深知。兹之未能如命，想必蒙鉴谅于格外也。”
正是张伯苓这种对社会守信的人格魅力，使其向当时的政界如孔祥熙、宋子文、马鸿逵，军界如张学良、傅作义、沈鸿烈，财界如周作民、谈丹崖，实业界如范旭东、袁述之、李祖绅等推荐的南开学生及教职员，大都被录用，并很快得到重用和提升，而南开学生在社会上各行业取得的突出成绩，又为南开学校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一些政界要员、社会名流纷纷把子侄送到南开来读书，如从北洋政府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政界要员，到文化名流如梁启超、胡适等的子侄，均曾在南开学校读书，有的还父子相承、兄弟相继，一家多人就读于南开。对晚辈守信张伯苓在办学实践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诚信精神。1916年1月19日在南开学校修身班上演讲，总结南开学校的“精神则在‘诚’字、‘真’字、‘信’字，本校至今办理小有效果者，恃有此耳。”在1916年5月10日的南开学校修身班的演说中讲到不欺人，谓：“凡欺人者，即幸能欺其所欺之人，亦必失信于其旁观者，自损名誉，难逃人眼。若二人合谋欺一人者，其后必自相争，虽一时巧弄谲诈，使人莫我知，终亦未有不声闻于外者。林肯有云：‘虚诈可欺少数人而不能欺全世界；可欺人于一时，而不能欺人于永久。’其言信然。虚诈之事，一旦发露，人将群起而攻之，可不惧哉！人思至此而犹不免退自返者，是在知识为不足，在道德为软弱也。”1916年6月28日，在南开中学第八次毕业式上致训词，谆谆告诫毕业诸生，“我所望于诸君牢记而守之终身焉者无它，‘诚’之一字而已。即现在座而非毕业生之诸位来宾与在校学生，亦甚望有以共体吾言也。”并以袁世凯复辟失败为例，说明对人不诚，耍弄权术之害。“盖权术可以欺一时一世，而不能欺世界至万世。不诚者，未有能久而不败也。用权而偶济，用诚岂不所济更大更远！……是故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一以是为标准。事出于诚，即无不成；偶败，亦必有恢复之一日。”
张伯苓不仅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屡屡提到诚信问题，善于言传；在实际生活中更是以身作则，严于身教。张伯苓戒烟的故事在南开园中可说是尽人皆知，据王翁如先生在《津门史缀》中记载，有一次，张伯苓在操场的角落里看见有个叫刘文伯的学生抽香烟，便马上把刘文伯找到校长室训斥：南开学校是不允许学生抽烟的。抽烟是恶习，沾染上就除不掉了！学生正在读书时候，抽烟浪费钱，荒废学业，损害身体。刘文伯站在那里，一转眼看到校长的办公桌上，摆着的烟碟里放着多半颗雪茄，还有个玳瑁烟嘴，便说：“校长的话很对，谢谢校长的教育，我一定改，从此不抽烟！学生来学校，不只学教师的学问，也学教师的行动和其他一切！我本来不会抽烟，到这里看到有的教师抽，我……”张伯苓恍然大悟，于是站起来，说了一声“好！”便把烟碟中的雪茄和烟嘴扔进痰筒里。从此终其一生不再抽烟。
在当今社会中，由于道义的约束，对长者守信；由于法律的制裁，对社会守信，人们遵循和认可的多。而对于晚辈，又在既不涉及道义、又不触犯法律的情形下，只为当时的一句允诺，就更改了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并且终其余生不违背，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其有几人欤！
也正是张伯苓这种“言必信”的人格魅力，让人乐为之用，即使其在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中，在南开学校的待遇远低于其他国立学校的情况下，仍有一批在学术上卓有潜力的青年才俊聚集南开，一批以伉乃如、喻传鉴、孟琴襄、华午晴为代表的教育管理人才为南开兢兢业业一生不渝，才使南开的系列学校相继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诚信也成了南开人为人做事的不变品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