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密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延续36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和现阶段基本国情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全新预判，为理解我国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新阶段的现代化经济提供了新思路。为更好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变化，有必要从市场竞争理论来领悟党中央作出的这一重大判断。
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
自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趋势，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动力正在减弱，与此同时“人口红利”消失、出口贸易受阻、资源与环境瓶颈凸显等问题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开始呈现诸多新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新型消费兴起，海外消费漏出明显。住、行、学、娱等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在新型消费开始兴起的同时，大量中高档消费漏出到国外。2016年中国人全球奢侈品消费额达到1204亿美元，其中境外奢侈品消费额达到928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人买走了当年全球近一半的奢侈品，同时连续五年超过70%的奢侈品购买发生在中国境外。
第二，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产能过剩严重。我国投资回报率从1997年的约14%下降为2013年的5%，14个工业品行业的产品积压严重。
第三，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加大。在公共投资领域，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比例提升，但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设备购置投资”占比却有所下降。在企业投资领域中，占GDP约1/4的资金没有直接进入扩大再生产领域，而是参与了财富再分配。
第四，移动互联网开始冲击传统交换方式，去中介化趋势日益明显。移动互联网加剧了传统交换效率、交换模式与交换方式的变革，使传统城市商业形态和工业交易渠道备受冲击，加剧了监管的难度和失控的风险。传统工业时代引以为傲的中国品牌，如海尔、格力等，正面临着被行业外意想不到的移动互联网竞争对手冲击与颠覆的压力。
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转变
经济发展对整体社会变迁和社会矛盾转化起着基础性作用。对上述新情况的把握，不能仅限于对经济现象“就事论事”的讨论，而应该从更广范围的社会背景、转型条件、时代规律等出发，还原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体现在供给侧、需求侧以及供需对接三个层面。
一是需求结构升级。随着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大多数民众收入普遍提升后，相应需求开始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以往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需求通常是一些硬性的需求，变化较小，需求弹性较低。而现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发展型需求，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等更加多样化的需求。这类需求体现价值判断与自我选择，通常是一些软性需求，变化灵活，需求弹性高。随着需求结构的升级，居民消费倾向越来越趋向于“愿望”(心理)而非“必需”(物质)的。这就使得供给侧越来越难以捕捉到需求侧的灵活偏好，供给难度不断加大。
二是供给侧的技术结构开始变化。过去40年，中国通过引进外资等多种形式，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逐渐积累技术实力，研发投入位列世界第二，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随着我国技术实力的不断加强，发达国家开始通过专利保护、保密措施和限制扩散条款等方式，设置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障碍，限制了国内企业实施“逆向工程”，国外知识封锁和市场垄断不断增强。中兴事件与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就是缩影。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传统以外引为主、以西方技术为前沿边界的赶超型技术结构难以延续。中国的技术进步日益进入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自主发展时代。传统技术轨道和技术范式既定前提下，以大投资与高积累为主要形式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向包括微观企业或企业家精准认知为主在内的精准投资转变，“供给什么”开始变得比“怎么供给”更为重要。
三是供需对接的信息结构开始变革。与西方工业化崛起时的背景显著不同，移动互联网开始改变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在传统工业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无法充分辨识产品信息，因而需求侧的消费者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只能陷入信息分散的“完全竞争”之中。而供给侧的厂商可以凭借市场地位和信息优势形成垄断、垄断竞争等市场结构。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者可以借助互联网上的评论与口碑，充分交流产品的价格、品质、功能、使用等各种信息。以前完全分散的消极消费者，现在变成了可以相互联合的、爱分享和爱体验的积极消费者群体。传统交换方式中因信息不对称出现的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间商或渠道商，其作用大为减弱。
从卖方市场向多元买方市场转变
上述三大结构变化交汇的结果是，供需关系由卖方市场向多元买方市场转变。当市场基本面为卖方主导时，“短缺经济”面对市场的大量基本需求，供给侧“以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需要”，须不断加大产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时供给侧的关键结构难题是处理生产者内部之间的竞争，要通过投资不断扩展规模，生产者才能保持竞争优势。现在市场结构开始转变为多元买方市场格局，市场基本面出现“无限的供给寻找有限需求”的现象。一方面，需求多样性与需求高层次提升之后，需求更不易捕捉，供给不是数量上多了或少了，而是供给侧难以准确呼应需求变化，更容易加剧结构性失衡。一旦这种结构性失衡引发供给侧投资回报率递减之后，高强度投资与投资回报率递减效应叠加，投资主体依传统方式必然倾向于以更大规模的投资维持利润目标，以致供给离需求越来越远。同时，伴随着需求结构转向财富、投资、社交、美好生活等非基本需求，投资很容易漏出到高回报的投机领域，如房地产、外汇、比特币等，加剧制造业生产率的进一步下降，提高经济“脱实向虚”的程度，实体经济的运行难度加大。此时，供给侧面临的关键结构问题转变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竞争关系，立足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核心任务。如果供给侧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会使这种矛盾日益突出，因此，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在革命、建设到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引领时代，根本在于能够切实立足中国国情，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及时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清晰提炼，与时代一同前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得以往单纯从供给侧加大投资的做法失效，亟须适应需求结构、技术结构和信息结构的变革，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协同研究”(15BJL100)、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条件与动力机制研究”(AS18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http://sscp.cssn.cn/xkpd/jjx_20146/201810/t20181017_4705838.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