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1世纪蓝图》指出，“日本准备用30年时间完成‘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的战略性转型。”这一文件标志着日本将“海外投资”上升到关乎国运的“百年大计”地位。
作者：刘云
最近，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一组有关日本海外资产持有量的调查结果。截至2017年底，日本海外资产总额达1012.43万亿日元(约合59.43万亿元人民币)，为日本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5倍；扣除债务后的海外净资产总额为328.45万亿日元(约合19.28万亿元人民币)，超出第二位德国25.84%，连续27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
这组数据印证了坊间的说法，即日本通过海外投资再造了一个“日本”，海外经济规模与国内旗鼓相当。
日本是如何一步步藏金海外的？
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
二战后，在论证各类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日本政府围绕“贸易”有计划地安排资源配置、产业升级、对外政策，实现了国民经济富起来，一跃让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第二。
但是，这一政府主导的强势出口政策，也使日本成为了美国贸易保护的首要打击对象。自1960年代的纺织品摩擦开始，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甚至导致了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整体衰弱。
在长期的斗争中，日本认识到大国间的长期、单向贸易逆差不可持续。其1970年版的《经济白皮书》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相应增加，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
为更巧妙地获取商业利益而不挨板子，日本采取了“海外投资”战略，通过第三国出口、现地生产的方式，降低了日美贸易统计上的逆差规模，隐藏了日本的真实国际竞争力。直到2005年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才第一次以官方身份明确了“投资立国”战略。
通过对美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观察，以及考虑到不可逆转的日本经济结构性矛盾，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2005年4月公布的《日本21世纪蓝图》指出，“日本准备用30年时间完成‘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的战略性转型。”这一文件标志着日本将“海外投资”上升到关乎国运的“百年大计”地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对外投资明显加速，年投资规模站上千亿美元，近5年海外资产增长了50%。
一方面，企业因“福岛海啸”明显感受到了生存危机，加快了对外投资并购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放宽了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限制，试图打造全球性的“金融资本”大国。
在本土投资收益几乎为零的残酷现实下，企业及个人海外证券投资活跃。以日本公共年金(GPIF)为例，其2018年6月底持有的海外证券占比达到37%，比5年前上升了17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近两年非常看重中国金融市场，日本野村证券抓住中国金融开放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了成立其控股51%的合资证券公司。
投资重点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是日本的主要投资对象。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规模大、盈利空间广阔，资产相对安全、价格更为稳定；另一方面，消费市场容量大、利润规模高。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26万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其中，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为4187.94亿美元，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存量为2886.56亿美元，远远高于对中国的1088.47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
从近年投资增量看，日本对外投资依然集中于美、英等发达国家。以2015年为例，日对外直接投资为1307.52亿美元，对美直接投资为448.93亿美元，对英直接投资为152.05亿美元，主要领域是金融保险、基础设施、工程机械设备、消费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日本在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了对美投资力度。
近年，日本服务企业纷纷瞄准发达国家，以解决国内人口减少、市场萎缩造成的利润下滑，相继通过并购控股了美国人寿保险的核心公司、美国生物创新企业、英国芯片巨头ARM控股公司、澳大利亚物流巨头拓领控股等。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年来，日本服务企业的代表——东京海上控股、MS&AD保险集团、日本财产保险等三大保险巨头的海外业务大幅增长。统计显示，2018年前3个月，东京海上控股海外业务收入达12502亿日元；MS&AD保险集团海外业务收入为8274亿日元；日本财产保险海外业务收入为6363亿日元。
在发展中国家精耕细作
二战后，日本通过装备物资、来料加工、劳务等方式实现了日本产品和东南亚工业的链接，为投资亚洲打下了基础。经过多年经营，日本在亚洲形成了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套路，总指导思想是“福田主义”。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在东南亚唯利是图的做法饱受批评，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4年历访东南亚的过程中遭遇各国的反日抗议。为扭转局面，197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了东南亚政策大纲，即“福田主义”，表示愿作为“平等合作者”与东南亚国家构建“心心相印”的关系。该思想是日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基础。
对于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由亚洲开发银行(ADB)与政府开发援助(ODA)提供的发展援助先行进入。以青年协力队、人道主义救援等方式参与到改善当地教育水平、生活医疗水平的工作中，获得当地好感和信任。同时，日本企业也参与到当地的一些小型民生工程，逐步完成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日本开始通过ADB与ODA提供大型基础设施援助。此时的援助重点往往是道路、电力和产业园。
一方面，日本往往借首脑外交与投资对象国缔结“投资保护协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结伴入驻，为日本企业提供融资和风险保障。
同时，日本的官方、半官方机构，如使领馆、协力机构、协力银行等，肩负着对象国投资环境、政治制度等政经情报的搜集任务，企业自身也建立了调研部门，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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