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创新都曾经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依据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可以把经济发展战略划分为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两种类型。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立足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所产生的“要素租金”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则立足于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强调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创新租金”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究竟哪种经济发展战略能够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使经济发展呈现出报酬递增效应，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特定条件下可获得和利用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安排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可获得和利用的驱动因素及其相应租金的耗散，发现和创造新的驱动因素，制定和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不仅仅涉及驱动因素的变化，而且涉及实现机制的形成及其组织和制度变革过程。

　　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其中，追求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二是指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三是指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其中动力机制的转换是根本，如果仍然延续前期工业化阶段的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高效益。

　　与前期主要依赖比较优势不同，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科技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特别是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和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不仅仅涉及技术和企业，而且涉及组织、制度和政策设计因素，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

　　经济高质量和效益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有效科技供给的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第三阶段，通过自主创新和有效科技供给能力的提升，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将涌现出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同时催生包括科技研发、设计服务和科技金融在内的生产型服务业发展，促进城市功能及空间结构的新变革。

　　新技术经济范式发源于基于基础研究的通用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历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被称为“关键生产要素”，同时具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供给能力无限和运用前景广泛三个方面特征。围绕着“关键生产要素”的开发和应用，通用技术与其他技术的新组合产生技术群落。技术群落与经济和社会的融合，不仅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带动现有产业升级，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社会变革。

　　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科技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高度互动的。科技与经济和社会的融合不仅表现在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的过程，而且表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了强大动力。因而，科技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正反馈，是不断提升科技供给能力和实现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机制。

　　一种创新技术能否发展为新经济、新产业，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融合，不仅取决于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竞争，而且取决于能否适应市场、组织和制度环境，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阐述的物种与环境相互适应现象，因此我们将创新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过程比喻为创新的“达尔文海”。

　　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的经验看，突破“达尔文海”和提升科技供给能力的关键是构建包括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栖息着三大群落：基础研究、产品开发和技术应用。其中，依托长远战略眼光，基础研究群落负责创造新知识和提出新概念，开发群落则着重于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应用群落则把验证的技术和产品扩散到相关产业和散布到全世界。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是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共生共荣的结果。多元创新主体围绕技术集成、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形成多种多样的合作，任何局部链条和环节都关系着整个系统的运行和绩效。

　　与创新体系概念不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更加强调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发再到规模生产的自我组织以实现报酬递增。政府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增进和弥补市场，而且表现为能够集政治家和科技战略家的智慧提高科技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能力。

　　同时，创新生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任何一个创新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下内生的。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只能立足于自身的实际学习、借鉴和创建，而不能简单移植和模仿。

　　(作者刘刚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