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声音 正文

石培华:触及的诱惑:旅游地的对话与建构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稿时间: 2018-05-30 10:17

  评杨振之教授著作《东道主与游客:青藏高原旅游人类学研究》

  作者:石培华

  四川大学杨振之教授曾详尽论述过,旅游的本质是人诗意地栖居。这句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断言在其新著《东道主与游客:青藏高原旅游人类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青藏高原旅游人类学研究,13FMZ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里却不无厚重之感,以至于通读后禁不住掩卷沉思、感触良多。

  这本书以《我们该如何认识旅游》作为开篇,想必作者也曾纠结于此类问题时日颇久。旅游呈现给普罗大众的样貌交融了愉悦、位移、时空、体验乃至生命的真谛;但在学者们的视野里,“旅游”的内涵意味着学科体系的独立性和学科研究的指向性。在旅游学科成果日渐丰硕的今天,学者们尚就“旅游”的概念争论不休。复杂且流于形式的旅游现象也曾令学界为之困惑,仅代表性的旅游定义不下30余种(参见张凌云《国际上流行的旅游定义和概念综述》,《旅游学刊》2008)。作者没有局限于旅游现象层面的特征描述,而是独辟蹊径,直击旅游的本质。既然旅行是人离开自己惯常居住地、选择到另一个地方短暂居住,那么,在作者看来,旅游也不过是人类存在于世界上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在行程中,还是在建筑内,旅游者在体验里激发自我,达到存在的另一层境界。当技术流派拿数据模拟、演绎、量化旅游市场的发展变化时,往往忽略了其中最真实的一点:人的本性。而这正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擅长。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层面研究旅游过程中的文化元素和心理感触,把旅游地社会当作整体看待。人类社会何以实现诗意栖居?显然,作者探索青藏高原及其东部边缘地带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地,不仅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还为他的学术野心埋下伏笔——借助旅游地的人类学研究探寻、为更佳人居环境建设规划探索捷径。

  与瓦伦·斯密斯多年前被译介到国内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在题目上虽有相似,但这本书以五个篇目讨论旅游地研究的主题,分别是旅游的本质、旅游地的主客关系对话、旅游场域、舞台表演者和旅游开发下的空间重构,无论主客关系、还是表演里的真实性问题,以往的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研究中均有涉及,但本书的独到观点以及所研究区域的特殊性,仍能激发研究者的强烈兴趣。此外,这本书之所以引人沉思,与其工整的框架设计和理论融合不无关系。

  首先是整书的结构,第一篇是总论,导入作者若干年来对旅游核心问题的思考与见解。在第二篇里,作者利用凝视理论探讨陌生人到旅居者的变迁,以及新型主客关系的发展历程。第三篇和第四篇,分别从不同“我者”视角探讨旅游地的主客关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旅游业的手工艺人,后者是歌舞艺人,这些参与到旅游地建构的“东道主”更多时候像是介于本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第三类人。他们一面承载着游客对旅游地文化符号的一切想象,一面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实现自我的价值。第五章在主客关系之外引入了文化空间的范畴,重新审视旅游地人文关系的走向。总之,这种渐进式的主题编排形式,完全契合旅游者从外来者到逐渐深入旅游地的叙述体系,让阅读者的思考跟随作者的脚步由表及里,渐入佳境。

  其次,这本书里的理论融合和创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学术积淀和对相关学科的理解。这里不得不提及书中对于凝视理论和场域理论的解读。书中用凝视理论讨论了旅游地建构的真实以及距离感。确实,现代旅游业为游客提供便利的同时,还使他们在旅行尚未开始之前已经受到引导,得到旅游地的重要吸引物讯息。这一方式的结果是旅游者与东道主的隔绝,学界形象的将之称为旅游罩(Tourism Bubble)。即便如此,大部分游客的旅行过程会一直持续在这种状态下。即便游客期冀通过旅游获得新奇感和体验历程,“某种程度上渴望深度介入社会与文化”(Dean MacCannell,《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张晓萍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但多数还是躲在熟悉“环境空气泡”里安全的观望。常规游客在进入旅游地的最初阶段,其行为方式是单向的、静态的,他们或静默一侧观察、或持起手中设备拍摄。游客以出发地原有的思维模式去审视旅游地的一切,同时旅游地的东道主也秉持自身的观念看待游客,各自驻足本位文化的方式割裂了两者之间应有的交流,其结果是文化隔离与冲突。作者认为,凝视是旅游者的一种“看客”心理,带有文化优越感。一方面东道主与游客处于不平等的位置,另一方面东道主为了取悦于游客,不惜参与贩卖地方文化符号,炮制出游客心目中的“真实”。扭转充满“控制”与“被控制”的情绪化凝视,书中提出用“对话”代替“凝视”,实现新型的主客关系。站在旅游地特定环境下,推动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交流互动的方式是“对话”,正如同当年约瑟夫·洛克从一个傲慢凝视的探险家转变为虔诚对话纳西人的研究者,对话型主客关系的建构增进双边相互理解的同时,也令东道主和游客在尝试触及对方文化内核的过程中保留传统、发现真正的自我,共同实现了“诗意地栖居”。书中对场域理论的解读,也是颇显功底。作者认为,场域里的位置反映出卷入场域的行动者拥有的资本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差异。场域中各种力量积极活动,为争取更有利的资本和更有利的位置而斗争。在一般游客的眼里,旅游地的手工艺人是东道主。但在作者的研究中,旅游地本土手工艺人与外来手工艺人同台竞技,他们置身之处也就是所谓的“场域”。沉浮于场域的手工艺人们,谁掌握了资本,谁将在场域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在本土和外来手工艺人斗争的同时,游客也加入其中,成为影响场域的另一股势力。惯常的理解是,典型的地域性手工艺产品对外来者具有吸引力,游客正是通过对地域性资源的消费,“体验到不同于日常的生活”。不过,游客的偏好和行为模式以及由此生成的生活品味,最终映射在手工艺产品的选择上,进而影响到手工艺匠人的取舍。书中用大量篇幅讨论旅游场域及其动力和结构,把整个旅游地的经济资本、地域资本、政治资本、符号资本等放在一起用以解释旅游场域的构成,其视角和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相比较枯燥理论的推演,书中的案例显得相当灵动有趣,符合旅游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一般范式。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书中探讨拉萨的外来手工艺人时,分别跟踪、采访了来自云南鹤庆的白族匠人,来自青海湟中的藏族匠人。银饰、铜器是拉萨旅游市场最常见的手工艺制品,它们跟随匠人们的脚步进入拉萨旅游市场,成为当地最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过,有趣的是,为了与本地匠人抗衡,外来手工艺人的传承也局限在群体内部,例如孩子跟随父母学艺、婚姻对象也是本族人等,甚至喝酒的对象都是同乡,以此保持自己的地域性。在拉萨的市场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与游客的交往中,他们捕捉市场动向、收获了游客的信赖。在《舞台的表演者》里,作者调查了九寨沟一带8家藏羌歌舞表演者,不仅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生活,甚至连表演者参与演出前、以及表演结束后回到各自家乡的真实生活都做了调查。表演者的“舞台化真实”和“日常生活真实”在书中以白描的形式得以呈现,譬如在家放牧务农的才巴央措,在到九寨沟前能写、能说一些汉语,招聘进入“藏谜”艺术团扮演各种藏族角色;艺术学校毕业、很少接触藏族舞蹈的张蕾被招聘进入“高原红”担任舞蹈演员。闲暇时间,演员们要么去打篮球、下象棋,要么去城里的卡拉OK娱乐一下。每当旅游淡季来临,表演者们集体放假,回到家乡或者继续去外面做事。每位表演者的生活背景都有差异,但他们都在尝试文化调适以应对新的旅游表演环境。旅游业架起游客和藏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游客透过表演者触及到他们所理解的符号化的藏羌文化,表演者也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和表演在学习、感受这些文化的魅力和精华。看到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时,仿佛跟随作者的描述穿越了每位表演者的人生时光隧道,一幕幕看到了最真实的瞬间。书中还记录了一类特别的表演者——来自茂县太平牛尾寨的村民们。这里是羌族多声部的发源地,重大节日时,村民们自发组织前往村寨附近的神树林,背酒、跳甲。每当收割青稞、打猎、瓦尔俄足节时,村民们会聚集在一起唱歌,唱歌舞蹈是羌族山寨生活的一部分。但当游客进入村寨后,表演多声部便成为村民们获得收益的直接途径之一。此外,多声部演出也是牛尾寨接待贵宾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书中没有直接讨论这种表演的真实性层次,而是把村民自发的表演与茂县羌城里的表演对比起来,将其称为旅游开发过程中传统文化空间和新型文化空间的并立与冲突。本书案例的最大特征是真实,作者跟踪拉萨、丽江、九寨沟、茂县多地的游客、本地居民、表演者、手工艺人以及官员,如实记下他们的所感所想,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本书里没有堆砌的数据,但是陈述逻辑相当缜密。无论是作为一本学术专著,还是社科普及读物,这本书都值得一读。不过,似乎限于篇幅的原因,调研的结论并未完全呈现于纸面。游客对东道主的造访是否一定是旅游地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作者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力图证实旅游地开发中的变革难题。诚如作者在后记写道,这本书从田野调查到成文历时十载,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得以完成。书中点滴内容,都值得进一步推敲。

  (作者系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旅游智库秘书长、全国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在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开师生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风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