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圣制，有两层意义：一是礼义，是泛称的圣制，是由圣人制造出来的，圣人制礼作乐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认识，论述多多，其他诸子也有近似的说法；二是帝王们制定的种种规矩是圣制的现实体现，秦始皇是首位被尊为圣人的现实的帝王。于是，他被称为“大圣”“秦圣”，他是圣的化身——“躬圣”“圣智仁义”，他立的法是“圣法”，他的旨意是“圣意”，他做的事是“圣治”，他洒向人间的是“圣恩”“惠及牛马”……圣与现实的帝王合为一体，违反圣制是大逆不道。公孙弘给汲黯扣上“诽谤圣制”这顶大帽子，必欲置之死地，可见大儒并不宽容。

　　汉代独尊儒术，对“五经”形成神圣的崇拜。但对“经”的理解和解释又有很多分歧和支派。其中有“传”“说”等等，而汉代大兴的谶纬之学越来越火。“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纬”是相对“经”而言的，“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但就产生的先后说，则谶先于纬。汉以前的方士们就造有各种“谶语”。比如秦始皇时，方士卢生张扬“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其意义是什么，或曰秦要被胡人(北方的游牧族的通称)灭亡，于是秦始皇派人大修长城、派重兵守卫；后来又有秦亡于胡亥(秦二世)之说。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经学地位提高，产生了依傍、比附经义的纬书，称“经纬”；而谶也与经书攀亲，进行附会，称为“经谶”。谶纬是两汉时期一种把经学神学化的儒家学说。自哀帝、平帝至东汉，在帝王的提倡和支持下，加之儒家的附和，盛行于世，王莽为取代汉帝，大造谶语。东汉光武帝迷信谶纬，称谶纬为“内学”，经书反而成为“外学”。谶纬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如桓谭、尹敏、郑兴、张衡和王充等坚决反对，揭露和批判谶纬的荒谬无稽。张衡还提出了禁绝的主张。而桓谭仅因指出“谶之非经”，就差点送了性命。据载：“有诏会议灵台(核算历法的专门建筑，很神圣)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如何？’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对“圣制”和帝王认定的观念提出异议，就是“非圣无法”“非圣诬法”，必遭惩治。在人们曾经的生活经历中有很多“非圣无法”的问题，这类的事情实在应该进入历史博物馆，作为历史的陈迹，让人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