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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腹诽罪

来源: 今晚报 2018年5月11日13版     发稿时间: 2018-05-14 17:21
 

  汉文帝时期废除了妖言、诽谤罪,司马迁在《孝文本纪》末评论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到汉武帝时,不仅恢复了妖言、诽谤罪,而且创设了腹诽罪。颜异为大农,负责粮谷事,大致相当以后的农业部和粮食部部长,为九卿之一。当时汉武帝与张汤制作“白鹿皮币”,征询颜异的意见。颜异说:王侯以苍璧(用于祭天)朝贺,其价值不过数千,而“白鹿皮币”规定其价值高达四十万,硬性规定要王侯缴纳四十万,实在是“本末不相称”。汉武帝听后很不高兴。颜异与客人谈话,客谈到此事认为不适宜,颜异没有回答,只是“微反唇”。张汤奏颜异居于九卿之位,“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就因为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被张汤抓住,颜异被杀。司马迁在《酷吏列传》的“论赞”中,评论汉武帝惩治言论罪所造成的后果说:“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瞻(意思是弥补、改正自己的罪过唯恐来不及),何暇论绳墨之外乎?”司马迁不惜笔墨叙述了汉武帝拒谏、限制言路,导致闭目塞听、奸不上闻的弊端。

  司马迁在许多人物的传记中都强调纳谏与拒谏对政治的不同影响。在《秦始皇本纪》中,大段抄录了贾谊的《过秦论》,其中贾谊总结秦灭亡的原因之一便是君主拒谏:“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司马迁引用贾谊的言论,不仅是剖析秦灭亡的原因,也是借贾谊之论警诫汉武帝及以后的王权统治者。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汉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开始显露,他在《平准书》中叙述了汉武帝时社会富庶情况后,笔锋一转,明确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他在《自序》中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考察历史问题的重要方法,也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真正动机,以《史记》总结历代治乱盛衰之理、成败兴亡之因,作为帝王治国理政的参考,同时寄托自己对社会的关心与忧虑。

  治腹诽罪要达到绝对的“一统”“一尊”,不允许人们心中存有异议,私议当然更不允许。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曾经历过那段特殊时期,诱导人们“交心”“掏心”“汇报思想”,而后进行“秋后算账”;无端地查抄可疑人的日记,隐私的日记都可能变为罪证,进行严厉的惩治。这些就是现代版的腹诽罪。这种历史教训,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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