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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向桐:论当代科学实在论局部化走向的逻辑与问题

来源: 《自然辩证法通讯》     发稿时间: 2018-05-11 21:46

  作者:贾向桐(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麦克亚瑟教授(D.McArthur)在评价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时指出:“近年来科学实在论的争论呈现出来一种‘收缩性’(deflationary)的转向。许多科学哲学家遵循了阿瑟·范因的引导,放弃了对整个科学问题的全局性诉求。”([1],p.59)事实上,由塞拉斯(W.Sellars)、波义德(R.Boyd)、普特南(H.Putnam)和牛顿-史密斯(W.Newton-Smith)等人发展起来的科学实在论的“全局性诉求”是与科学乐观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实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除人们反对科学理论可证实性和可确证性的最后的迟疑。实在论者为了捍卫科学实在论对最成功科学的信任态度而提出了一套理论,以阻止其反对者意在表明科学理论不能被接受为真理的论证。因此,实在论转向的目的在于确保与科学实在论相联系的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2],p.70)但这种普遍化的理论努力和乐观主义情绪日益受到挑战,特别是科学实在论在当代最重要的论证——“非奇迹论证”(No Miracles Argument,以后简称NMA)在遇到以劳丹为代表的“悲观归纳”(the Pessimistic Induction,以后简称PMI)问题的困扰之后,科学实在论的辩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可以说,“悲观归纳”构成了反实在论最核心的反击策略。反言之,PMI又构成了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决定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发展的主要走向。面对PMI的强有力反驳,科学实在论在经过一系列反复辩护之后逐渐趋向一种局部化实在论的策略(localized realism)。在沃勒尔以后,希罗斯(S.Psillos)和利普林(J.Leplin)等当代著名的科学实在论者都相继推出了一种类似的局部化实在论辩护,他们指出:“实在论没有义务接受每一个成功理论的所有要素,实在论者有权利只选择性地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是所谓‘局部实在论’的核心假定”,通过这些保留下来的理论要素,我们就可以看到“成功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和积累性”。([3],p.1350)局部化的理论努力已成为目前科学实在论发展的最主要方向和特色。

  一、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结构主义的实在论辩护

  面对PMI强有力的反驳,科学实在论者针锋相对地分别从术语指称、历史证据问题等方面与PMI展开了论战。但真正走出纯粹简单论战,进一步由此发展科学实在论的最有影响的思路是来自于对“全局性诉求”的放弃,转而“寻找与其自身相适应的局域化解释”。([4],p.148)这主要表现为科学实在论者从科学理论的整体分析转向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局部化分析:因为“实在论者注意到科学理论系统可以分为很多的要素。他们也注意到一些过去成功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没有接近真理(从现在的观点看),但它们包含的一些假定保存了下来。因此,实在论修正了其假说而集中到某些特殊的理论要素上”。([5],p.538)这形成了科学实在论回应PMI质疑的一条重要理论方向:科学实在论从科学理论的整体辩护转到了对理论局部“形式”的辩护,从理论具体内容到内容背后(结构)的辩护。

  最早针对PMI提出这种解答思路的是以沃勒尔为代表的“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面对PMI的挑战,沃勒尔首先承认了其质疑的合理性。在沃勒尔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确实具有明显的非累积性的特点,并非像传统逻辑经验主义或实在论所认为的那样科学理论是纯粹积累和归化式的事业。即使是那些最成功的科学理论,也包含一些实在论不需要的“无价值假设”(idle assumptions),正如希罗斯总结的,“理论的经验成功并不能为理论的真理性提供合理性的辩护”。([2],p.101)对这一点PMI已经很清楚的给予了说明,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沃勒尔强调PMI所揭示的理论的不连续性事实上仅仅表现在理论的内容层面,但在科学的深层仍然是存在累积和连续的,即“在理论转变中存在着连续性或积累性,但这种连续性是一种形式的或结构的,而非内容的”。([6],p.157)也就是说,沃勒尔通过对科学理论做了“本质”(nature)与“结构”(structure)的区分,在承认具体内容即“本质”间断性同时,而强调理论结构(数学结构)的连续性。正是理论结构存在的连续性,保证了NMA的有效,同时又承认了PMI在理论层面对传统实在论批评的合理性。

  沃勒尔以科学史上著名的光学案例—菲涅耳波动学说到麦克斯韦光学理论的转变—为例指出,虽然从表面上看麦克斯韦光学理论彻底颠覆了菲涅耳理论,因为在革命后光学理论的术语的意义和指称都改变了。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传统光学方程(菲涅耳理论)仍然保留在了麦克斯韦方程之中。也就是说,菲涅耳的确是错误解释了光的本质,但是他并不是碰巧才做出了正确的光学预测。菲涅耳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预测,是因为菲涅耳理论正确揭示了光学现象的某种“确定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通过精确的数学结构来表示的。所以,这场光学革命虽然看似是麦克斯韦理论取代了菲涅耳理论,它们的理论术语和内容是不同的。但这场光学革命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种结构的、数学的连续性,也就是菲涅耳和麦克斯韦都已经正确揭示的光学现象中存在的精确数学结构,这确保了科学理论发展的连续性。

  希洛斯将沃勒尔的这种理论进路称为“向下之路”(The Downward Path),即沃勒尔试图从实在论的前提立场出发回避PMI建构起来的一种较弱的实在论立场。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实在论,沃勒尔版本的结构实在论支持了希洛斯所谓科学实在论成立的“独立性条件”(the Independence Condition),而却对“可知性条件”(the Knowability Condition)做了保守的判断,特别是对独立于心灵世界的那些方面是可知的,他做了一些原则性的限制。在沃勒尔这里,这种“可知性”只是关于“结构”的可知,由此他力图避免PMI的指责,“简单而言,菲涅耳完全错误地辨别了光的本质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即便如此,理论所具有的事先的成功的经验预测也不是奇迹;因为菲涅耳理论正如之后所知道的,它赋予光以正确的结构”。([6],p.161)所以,沃勒尔的结论是只有世界的结构是可知的。而且,沃勒尔乐观地断言:“我希望已经说过的能够表明彭加勒的观点是对科学理论地位唯一有效的说明,这支持了对两个世界最佳的实在论承诺:在承认科学中理论变革的历史事实的影响的同时,又能保证非奇迹论。”([6],p.161)

  但沃勒尔的结论仍不具有唯一性。正如希洛斯指出的,结构实在论在原则上应该有两个选择:或者世界除了结构还有其他东西存在,我们称之为x(它是不可知的);或者世界除了结构没有其他东西存在。前者是认识论的,希洛斯称之为限制性的结构实在论(Restrictive Structural Realism,RSR),这是沃勒尔版本的认识论结构实在论。而后者则是本体论的,它断言世界除了结构没有其他东西是可知的,因为只存在结构,可以称之为排除性的结构实在论(Eliminative Structural Realism,ESR)。([7],pp.18-19)沃勒尔的实在论主要讨论了逻辑-数学结构(logico-mathematical structure),但是,“如果一个人承认在结构-数学层面存在实在的(而非仅仅形式的)持续性,那么他必然承认某些理论内容也被保存”。([2],p.154)这是因为数学方程本身如果没有它们的理论内容,就不过是些符号的排列组合,因此它们就没有更多的意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预测。希洛斯进一步指出,如果结构实在论者想用沃勒尔方式来说明数学公式揭示了不可观察实体之间的真实的关系,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对这些数学等式进行解释的理论也能够被经验证据所支持。因此,“如果理论的经验成功提供了我们认为理论的某些部分解释了世界的话,那么这些部分就不仅仅是理论的数学公式,那些有关实在的属性以及实体运作的规律和理论机制必然也包含在内”。([2],p.154)然而这样一来,数学公式和预测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结构实在论将科学理论的认知内容限制在数学结构方面是远远不够的,“不同的本体论(即物理内容)能够对应同样的数学结构,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中之一是正确的”。([8],p.20)由此希罗斯认为,由于结构实在论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与内容存在认识的区分基础之上的,即使我们假定这种区分是可靠的,结构实在论也未能给PMI以新的反驳,结构实在论自身就是一种“悲观的”科学认识论。

  结构实在论还有另一条思路可行,那就是排除性的结构实在论。希罗斯把这条理论路径,即结构实在论试图从经验主义前提出发进而达到独立实在论立场的努力称为“向上之路”(the upward path),它更多借鉴了罗素的结构实在论思想,正好对应着沃勒尔(包括彭加勒)的结构实在论路径,即本体论结构实在论的思考逻辑。ESR认为RSR在理论上并不彻底,它至少回避了对x的进一步明确判断(因为RSR只是说结构是可知的,并肯定结构背后x的存在,却又认为它是不可知的)。所以,沃勒尔等人对“结构”概念的解释确如康德的“物自体”概念,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而且,“在结构与内容之间的区分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理论实体的内容是由其理论的结构决定的”。([9],p.103)

  其中,雷迪曼(J.Ladyman)和佛兰奇(S.French)等人正是按照限制性的结构实在论思路建构起了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metaphysical Structural Realism),开始“把结构实在论当成了一种形而上学议题”。([7],p.22)他们对沃勒尔对结构与x的关系的理解表示质疑:如果人们知道的只是世界的关系或结构,“人们最多希望能够得到的知识的二阶性质和关系(second-order)。我们的认识只能达到世界的结构层面。”那么,我们与其说这种客观存在的只有关系和结构,倒不如说“结构”就是存在的全部,“因为用数学描述每个东西并不意味着它自身就是数学的”。([10],p.75)他们认为人们还需要进一步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结构实在论。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确实只有“结构”或“关系”保留了下来,这体现着科学的进步。但这不是仅仅说,通过科学理论我们只能知道“结构”,因为“客观世界由不可见的物体构成,其中的部分属性和关系可以获得”。([11],p.412)进而言之,“结构”就是本体本身,世界存在的只是“结构”而已。

  其实,结构实在论的向上与向下这两条理路的差别仅在于二者的不同理论依据。沃勒尔等人的路径是把理论变化中结构的连续性作为真理的指标;而雷迪曼等人的实在论路径并不关注于科学的历史,而只关注提供我们非知觉知识重建的知觉。([12],p.1363)但他们都同意人们所知的外部世界的知识只是其结构。基于此,希罗斯指出,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同样面临着一个难解的悖论:“如果结构是独立于本体论的个体和属性的,那么我们甚至不能说出任何结构之间的关系。”([2],p.119)因为,一方面,赫尔姆霍兹-韦尔原则(the Helmholtz-Weyl principle)自身只能确立外部世界与知觉世界之间的一种嵌入关系,而不是实在论所要求的异质同形关系。但如果没有异质同形关系,结构实在论就不能确定关于外部世界结构的推论性知识。另一方面,赫尔姆霍兹-韦尔原则及其反命题(即不同的刺激或物理客体意味着不同的知觉,可以得出同构关系),但这种推导又对“唯心论”做了太多的让步。也就是说,亥姆霍兹-威尔原则不足以保证罗素所要求的“同构性”,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也还存在着极大的理论难题。

  二、从基切尔到希洛斯:“分而治之”的实在论策略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希洛斯等人希望能够另辟蹊径,既克服结构实在论存在的以上难题,又能同时解答PMI的质疑。希洛斯认为,结构实在论理论的问题在于割裂了物理实体的本质和结构,事实上我们能够知道物理实体、过程和机制的本质,本质和结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7],p.31)鉴于此,科学实在论要回答反实在论的疑问,需要借鉴结构主义的思路,从科学理论自身的结构和内容综合出发去寻找答案。而且,在希洛斯看来,问题其实早已有了答案。那就是以基切尔为代表的另外一种局部化实在论的“区别对待”式的辩护策略:面对PMI的质疑,科学实在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区分科学理论内容的真假来解答PMI的挑战。科学在现实生活中取得的经验成功是因为科学理论“真实内容”在起作用,也就是说真理和成功还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只是由于科学理论内容本身的庞杂(真理和虚假混杂在一起),才使得PMI看似有理,如果我们采取“区别对待”这些理论内容的态度,那么NMA还是可以成立的,实在论还是可以保留的。基切尔“区分对待”的方法是将科学理论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假设部分(presuppositional posits)和效用部分(working posits),“一定要在理论中区分真正有用于科学成功的和空转的部分”。([13],p.22)其中,科学理论的“成功”只与“效用部分”的真理性相关,如此一来PMI的质疑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基切尔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为例说明这种二分法怎样捍卫NMA,而又能回应PMI的。例如,在物理学中以太概念的确是存在的,但这个概念并没有在科学预测和解释中真正发挥作用,这只是理论中的假设内容;而理论的成功预测和说明更多是和原子、磁场等理论的效用部分联系的。([13],p.149)在基切尔的解释中,理论中的“假设部分”只是在帮助解释“效用部分”,其本身并不具有指称的意义,所以,“它们是可疑的,也是可以消除的”。([3],p.1350)而“效用部分”的实在才是科学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集中在理论获得成功的特别部分”。([13],p.109)而且,“它们通常会保留在后继理论之中”,“这些效用部分的保留表明科学事业是积累性的,并且理论的成功和真理性是联系的,因为这些实体是理论获得成功的原因”。([3],p.1350)这样,科学理论的这一部分真理内容就和理论获得的经验成功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也回答了PMI的质疑。

  近年来,基切尔发展了他的这种二分法的“选择性确证”策略,他称之为“伽利略策略”(the Galilean Strategy)。希罗斯则在基切尔的区别对待方法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精致的分而治之策略(the divide et impera move),主张通过对科学理论内部成分的划分来解答PMI的质疑,“分而治之策略认为,如果证明对经验的成功负责的理论要素被保留在当前科学中,而没有起作用的要素会被抛弃,那么科学实在论的实质性观点还是可以捍卫的”。([14],p.308)希洛斯进一步主张要严格科学的成功标准,在对热力学和光学以太理论的分析过程中,他指出“尽管包含它们的理论是成功的,但热力和以太不能被视为是真实的。然而热力理论和光学以太理论仍包含着一些接近真理的要素,是它们促使了理论的成功”。([15],pp.173-178)

  所以,“分而治之策略的关键问题在于仔细地研究历史上真正成功理论的结构和内容”,相关的历史研究应该揭示出:

  (i)辨别历史上成功科学理论中真正导致其成功的理论要素

  (ii)表明这些要素保留在了之后同一领域的继承理论之中([2],p.110)

  希罗斯改造了基切尔“假设部分”和“效用部分”概念,而代之以“无价值要素”(idle constituent)和“本质要素”(essentially constituent)概念。([14],p.307)他通过对科学理论内容的这种二重区分,进一步强调要把科学理论的“成功”与“失败”分别和理论要素的不同对应起来,从而再次肯定了NMA的价值:“效用部分”与理论的“成功”相关,而“无价值要素”则为科学理论“失败”负责,这样新策略“就从沃勒尔的整个理论的信念转到了理论的每个单一成分”。([3],p.1351)

  “分而治之”辩护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希洛斯所谓的“本质要素”问题,因为“这些理论要素对理论的成功做出了本质性的贡献,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p.110)只有确定了这些要素,才能真正说明“本质要素”与理论“成功”的直接因果关系。希洛斯这样总结了确定关键的“本质要素”的方法。假设某一理论由H和H′以及辅助性假说A构成,并且假定这一理论成功地预测了一个可观察的经验事实P,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判断H是否是理论“成功”的“本质要素”:

  首先,我们可以从H+H'+A中推导出P,

  其次,H'+A不能逻辑的推导出P,

  而且,不存在另一要素可以推导出P。([5],p.539)

  只有当H满足以上几个条件时,我们才可以说H是科学理论的“本质要素”。希洛斯用拉普拉斯理论对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音速的成功预测案例来说明局部实在论策略的合理性。拉普拉斯在1816年指出,声音的传播只有发生在一种绝热的环境和过程中,声音在等温空气中传播时牛顿的推论才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声音的传播不可能是完全等温的,所以,声速的二次方应该是大气压乘以比热容比(定压比热容与定容比热容的比)γ与密度之比。([5],p.539)

  通过以上理论,“拉普拉斯正确地预测出了声波在空气中的速度”。([2],pp.119-120)如果按照劳丹等人的PMI分析,拉普拉斯理论无疑是有问题的(因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拉普拉斯理论中存在很多错误之处,诸如潜热概念、比热概念都是有问题的),但理论却成功地预测了空气中的音速。这就是说,拉普拉斯理论的成功(预测音速)与其理论的真理性无关!所以,NMA对实在论的辩护从而也失去了意义。可是在希洛斯看来,拉普拉斯虽然利用了潜热和比热等概念,“但他对声波的说明并不依赖于这些假说”。([2],p.121)换言之,这些概念和假说属于所谓的“无价值要素”,“如果某一个已经抛弃了的术语并不处于理论的中心位置,实在论者可以放置不理其指称问题”。([14],p.312)希洛斯接着说,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拉普拉斯用绝热过程对声波的解释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并且保留在随后的对热的理论说明之中”。([2],p.120)也就是说,“用绝热过程对声波的解释”才是其理论的“本质要素”,它决定了拉普拉斯理论预测的成功,也进而表明科学理论的成功绝非“偶然的”。

  简言之,在“分而治之”的实在论看来,PMI确实有效批评了传统科学实在论的笼统辩护,他们将科学理论的成功与理论真理性简单划上了因果关系,这样势必就会出现PMI所指责的,历史上的取得过成功的科学理论大部分都被证实是错误的,那么,成功怎样与理论的真理性相联系呢?但不能因此否定NMA的有效性,因为理论的成功(如新颖预测和对现象的合理解释)源自于理论中的那些真理要素。只有当PMI证明科学史上的科学理论与后继理论毫无联系,理论的“本质要素”没有传递到之后的科学理论之中,NMA才失效了。因此就可以说,PMI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要素都没有保留下来,即科学理论还是有连续的传承性,“正是这些科学家相信理论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它们的理论要素(并且因此为证据所支持),在理论的变化过程中能够保留不变”。([14],p.312)希洛斯认为,“分而治之”策略使得科学实在论“仍有乐观主义的余地——并且没有奇迹”。([14],p.313)通过对科学理论要素的区分策略,NMA就可以重新有效并表述为:“如果理论中与其成功预测相关的那些要素不是真实的(或接近真实),那么这个理论的成功将会成为奇迹了。”([5],p.538)这一“分而治之”的理路在基切尔和希洛斯之后受到了科学实在论者的普遍关注和响应,逐渐成为目前最成功和有影响的辩护策略,利普林、尼尼鲁托(Ilkka Niiniluoto)等人都先后推出了相似的实在论辩护策略。当然,“分而治之”实在论还是面临着一些重大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人们如何真正能够确立“本质要素”的问题。因为希洛斯试图通过“H+H'+A”的简单确证模式有些过于简单化了。因为根据的“不充分决定命题”(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总还会有其它假设,尽管我们发现其中的并一些不引人注目,同样能够得出某一预测”,即从H+H'+A中推导出P,无法保证H的唯一性,这种对理论要素的确认方法往往仅表现为人们在事后的“辉格史”判断。([5],p.540)如果我们继续追问:H是如何确定的呢,为什么我们要选择H而非其他要素呢?希洛斯等人“分而治之”策略目前还是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也是目前希洛斯、利普林、尼尼鲁托等人正在力图解答的理论难题。

  三、局部实在论辩护的特点与问题

  总的看来,科学实在论的当代发展还是一直延续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辩护的弱化倾向,并仍摇摆在经验论与传统强实在论的张力之间,局部实在论正是这种思路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局部实在论的两条基本理路(结构主义与分而治之策略)都遵循了从对科学理论的总体诉求转向局部解释的方向。斯坦福曾这样描述局部实在论:“这对实在论而言只是一场损失惨重的胜利,即从对旧理论的近似真理性和它们中心术语有所指指称地位的‘捍卫’到被迫承认实在论反对者的实质要点或历史案例的可信性。随之而来的立场,公平的说甚至这只是名义上的实在论”,([16],pp.554-1555)具体来说,这种实在论立场的局部化特点主要表现为实在论三个核心观念的弱化。

  首先是理路术语指称的弱化。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的术语为说明性的,是有所指称的表述”,而且,“科学理论即使在指称上存在问题但也近似表现为真”。([17],p.l)在一般科学实在论的理解中,科学理论和其描述的外部世界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对应的真实关系。PMI提出之后,实在论者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利用“不太严格的指称概念”来重新界定理论的指称问题,以回应PMI历史证据表明的传统理论术语缺乏指称的问题,所以,“实在论回答PMI的一个策略就是指出PMI的支持者“夸大了旧理论中心术语没有指称的程度”。([16],p.555)相对于传统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有所指称”的要求,局部实在论则在强调理路论语只是“没有准确描述的指称”而已。

  其次是科学实在论对真理概念的解释走向相对化。PMI已经强有力揭示了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很多错误而成功的科学理论这个事实,那么“科学理论还是真实的吗”这一问题不可避免的摆在了实在论面前,以至于所罗门(M.Solomon)叹息说:“正确判断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可能的。”([18],pp.48)针对这种困境,基切尔指出了局部化实在论真理辩护的基本方向:旧的已经被抛弃了的科学理论,它们的成功(尤其是预测上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关于自然的本质理解包含的一些真理因素,“基切尔(希洛斯也是)认为过去的科学实践者们有选择的确证了理论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些部分”。([16],p.568)利普林也力图捍卫这样一种“最低限度的认识实在论”(minimal epistemic realism),提倡一种“部分真理”(Partial Truth)的主张。([19],p.102)所罗门对新实在论的新真理标准的做了总结,“经验的成功并不总是与一个理论的真理(甚至局部真理或近似真理)或一致性相伴随。但人们可以从事后的角度判断旧日理论中的真理是什么,虽然当时不可能判断理论的发展和检验。甚至还有可能再从事后的角度用‘理论中的真理’解释理论的重大经验成功。”([18],p.48)局部化辩护的最核心内容其实就是真理概念的弱化和相对化,以解答“真理”与“成功”的关系。

  第三是“理论成功标准”的狭义化解释。PMI涉及到的是理论真理、术语的指称和理论成功的因果解释问题,所以什么是“理论的成功”对于PMI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针对PMI强调“历史上存在着大量曾经成功过的错误理论”这个历史证据,实在论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对“成功”概念的分析来否认历史上这些理论的所谓“成功”,即“实在论力图寻求严格的经验成功标准以避免我们把过去错误的理论当作成功的和正确的理解”,([20],p.1079)对“成功”概念作严格解释,以否定PMI的历史证据。沃勒尔等人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实际上PMI所列举的那些所谓的科学,许多事例都是虚假的,它们都没有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例如劳丹所举例子中的以太理论、水晶球理论等等,皆是如此,这些理论没有在科学史上获得过真正的成功。而且,PMI所列的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在当代科学之中,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沃勒尔要求对NMA中的“成功”概念作严格限制。[6]此外,其他实在论者如利普林等人也对劳丹的“成功”概念提出异议认为劳丹名单中的理论没有取得过像样的成功,只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普通理论而已。既然这些理论并不真正是成功的,那么谈其理论的真假就不重要了,从此,PMI对实在论的反驳就失去了效力。希罗斯还进一步主张把“新颖预测”(novel-prediction)作为一个科学理论成功与否的标准,严格规定“成功”概念,理论的“成功”不但要解释要已知的现象,而且更需要做出新颖的预测(在没有辅助性假说情况下)。这种严格采纳新颖预测标准的成功概念都意在避免PMI历史论证的指责。[16]

  当然,局部实在论的两条基本理路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中,沃勒尔强调科学理论中数学结构的连续性(而非整个理论),用“结构”解释科学的发展和连贯;希洛斯反对结构实在论将“本质”与“结构”做截然区分,因为实体的“本质”并不完全独立于“结构”,“科学的本质和结构构成了一个统一体”。([8],p.32)但希洛斯仍对科学理论的内容做了“无价值要素”和“本质要素”的区分,其实仍是沿着同一种局部化思路。尤其是随着对问题地深入分析和案例研究,希洛斯自己也承认“沃勒尔对悲观归纳的解答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但只是有一些有趣的变化而已”。([2],p.146)两种理路都通过各自局域化的让步和弱化,试图重新支持普特南的论断:“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些东西(如电子、DNA、弯曲的时空,等等),那么对这些理论所取得的成功的一个自然解释就是理论至少是部分真实地说明了这些东西是怎样运行的。并且,对科学理论相互超越途径的一个自然的说明——比如说,爱因斯坦相对论超越牛顿万有引力——是对一个理论客体部分正确或不正确的说明,如引力场或时空结构、或二者被一个对同一客体更好的说明所取代。但如果这些物体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这将是一个奇迹”。([21],p.19)从而再次肯定NMA在实在论辩护中的中心地位:“实在论者认为当前被普遍接受的科学理论(比如广义相对论)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经验成功,如果理论能够带来这些经验上的成功,然而它并没有反映,或者基本没有真实反映了实在的本质,那么这将是难以置信的。用彭加勒的名言说就是,‘赋予了偶然性一个难以承受的作用’。”([6],p.158)总的来看,这种局部化的辩护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这两种思路也日趋一致,构成了目前科学实在论研究的主流形式,“毫无疑问,这种局部化策略将为实在论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以便能够容纳更大的科学范围,而不必牺牲传统实在论的直觉”。([22],p.23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实在论的局部论证并没有完全实现对实在论的辩护,还存在着的理论难题。首先是局部实在论面临着整体立场的一致性问题,“局部实在论并没有成功的克服悲观归纳而成为一个融贯性的立场”。([3],p.1360)因为局部实在论“提倡选择性的接受科学理论中的一些要素,而非整个理论”,这样的一种科学信念造成了人们对科学理论有机结构的割裂理解,从而忽视了科学理论的整体性,甚至会认为“整个理论的认识论价值要逊色于其中的一些理论要素的价值”。鉴于理论整体与经验成功之间无法取得直接的因果联系,“他们只能提议接受那些看起来有助于成功预测的理论要素,但这就破坏了科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意义”。([3],p.1359)其次,局部实在论表现出了过强的“非实在论”倾向,甚而影响了实在论的基本立场。局部实在论面对反实在论的反击,转而主张科学理论中存在着的局部真理性(结构或有效部分),由此“放弃了他们意在捍卫的实在论的实质性信念”,“诉诸于选择性的保留我们理论的某些部分”。([16],p.572)事实上这是试图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寻求一条中间立场,但联系两种立场的依据局部化依据和策略并没有说清楚,正因如此,这导致了局部实在论的辩护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处境,NMA的局部化辩护还是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逻辑基础,这样,局部实在论仍然无法回答从实在论立场出发的疑问,“我们还可以信任当前和未来成功的科学理论吗”,我们要怎样“依赖某种鉴别能力,能够区分理论特征、部分或理论对历史挑战的脆弱性程度?”可见,科学实在论的局部化辩护依然具有“脆弱性”,有待进一步完善。([16],p.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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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开师生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风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