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千里
由爱情走向婚姻、家庭，其间往往存在情感的落差，从而也就成为了文学习见的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一题材便尤为作家们关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爱情与婚姻的冲突已经出现在家庭生活的描写之中了。如冰心《两个家庭》的主题就是如何使“神圣”的爱情在日常的生活中得以延续，而鲁迅的名作《伤逝》则是婚姻侵蚀爱情的挽歌。
不过，检点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对于爱情与婚姻的矛盾缘起，作家们的描写是因性而别的。
苏联学者沃罗比约夫在《爱情的哲学》中谈到：“爱情的熄灭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的问题。”“整个生活程序日复一日的强制和种种繁琐的细则……这就造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最忠实的爱情也会窒息而死。”这一分析相当深刻，指出了家庭生活具有“物质”与“精神”悖离的倾向，而物质性的生活内容所具有的重复性与繁琐性必然产生厌倦感，使浪漫的爱情“窒息”而死。
可以说，所有进入家庭“围城”的人都要经过这一过程——“围城”之为围城，原因也大半在此，而其中多数人虽会有所苦恼，但也会很快适应。不过，对于精神生活要求过高的人或精神高度敏感的人，他们的适应会很困难。结果就是苦闷、破灭，以至于冲出“围城”、毁弃爱巢。把这样的精神状态表现于文学，就有了《伤逝》一类的作品。
现代文学中的叙事文学，比起古代的同类作品来，爱情描写增加了很多，同时很多都与追求思想解放、追求自由生活的题旨发生联系，这样就进一步把爱情神圣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与爱情感受之间的落差也随之增加。神圣的爱情被世俗的家务侵蚀，家庭里弥漫起“窒息”的毒雾，昔日的爱侣忽然反目生怨，这是谁的责任？
我们且看不同性别视角下的情景各自如何。
《伤逝》，虽然是涓生在忏悔，但说到家庭破裂的责任却似乎不是悔而是“责”：子君不仅完全陷入“重复而繁琐”的物质生活里——“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而且精神上也随之急剧降落——“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透过涓生的眼睛，那个美丽的恋人的形体也急剧变得粗俗难看，手变得粗糙，人变胖了，整天汗流满面，目光变得冰冷。而精神世界空虚得除了鸡和狗之外，只剩下和房东太太生闲气了。那么，涓生如何呢？他勉力同恶劣的环境斗争，拼命写作、翻译，可是不但要受到子君的干扰，而且连饭都吃不饱，因为子君要剩下粮食喂鸡和狗。显然，男人在极力维持这个家庭，在留恋当日的圣洁而浪漫的爱情，而女人则变成了世俗的俘虏，进而变为世俗的同谋，来联手毁弃掉男人珍爱的一切。
老舍的《离婚》对男人陷身“世俗”家庭的苦恼描写更细，渲染更充分。小说所写的两个家庭中，老张的家庭已经最充分地世俗化了，口腹之欲成了全家人最高的生存目标，加之家庭成员精神世界同样“俗”透了，所以他们没有因为世俗而生的苦恼。但是，这个家庭是作者调侃的对象。老李的家庭则冲突不断，老李也总是陷入苦恼的泥沼。老李有一段表白，自述苦恼之源：“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乐音，贞纯象个天使。”
他的苦恼是家庭中没有“诗意”，而没有“诗意”的原因是妇女“被实际教坏了”。家庭不能给男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是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平凡”，因为女人的“被实际教坏”。也就是说，当女人辛辛苦苦忙着家务，忙着那些单调、重复、劳碌的事务的时候，她们的劳动不但没有产生价值，反而是破坏性的——这就是老李的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作者的观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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