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春秋，法与刑基本是同义的，随着春秋成文法的制定与战国初期变法运动的开展，法与刑逐渐区分开来。刑仅是法中的一部分，表示法的强制性方面，具体表现为惩罚规定与惩罚手段。法除了包括刑之外，还有赏。在实践过程中，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提出了法的定义问题。

　　慎到把法比作尺寸、权衡，这种形象比喻可以说是探索法的定义的萌芽。《管子》中的《心术上》属道家之作，《心术上》曾对法下过定义。其文曰：“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出”，郭沫若解释为参差不齐。“同出”，就把参差不齐的事情等齐划一。 “不得不然者”，指都必须按等齐划一的标准去作，强调了法的强制性。《心术上》给法下的定义加深了对法的认识。下边再选几个典型的说法：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在这里，“法”“律”“令”“程序”“仪表”“决疑而明是非”“至道”表明了不同的含义，但其根本职能是“百姓所县命也”。

　　以上的定义，从不同方面说明法是固定化的程序、仪表，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有关事物的一般的和普遍的规定。

　　强调事物的一般性，首先是因为事物的个性复杂化与多样化引起的。面对复杂化、多样化的个性，如果不从中抽出一般性，就找不到个性之间的联系，就会陷入事务主义；如果抓住了一般性就能牵动每个具体事物。事物的个性与一般性虽然都是客观的存在，但对人的认识而言，个性是可以通过人的感觉体察到的，而一般性则只有通过抽象思维才能发现。法被视为事物的一般性，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性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同时，因为把法看作“决疑而明是非”的标准，那么法高于每个人，从理论上也高于君主。这样一来，在法的面前，人人都应以法为准约束自己，违反了法就应受到制裁。从理论上把法的权威摆到了最高地位，君权也应服从法权。

　　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另论，但法律规定了人们行为的底线。

　　道德问题就模糊得多，且不说“仁者杀人”的一面，就说仁者爱人，宽恕之道，从字面上说是很高尚的，中国传统政治的贤能在根本上依赖于天生圣王，贤能都是一个伦理化的至善存在。而这些高尚的道德是没有终点的，是毕生的追求。然而人本身的复杂性并不是按照道德规范行进，而是道德和反道德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这样就出现了道德与反道德纠缠的悖论。多数的帝王不管其作为如何，生前大都被臣子们高歌颂扬，冠以神圣仁慈的高帽，死后的谥号几乎都是仁慈的楷模。秦始皇的残暴是人所共知的，但在留下的石刻文字中确实是一位前所未有的神圣仁慈的君主形象。其实普通人也很难摸到他们的道德高度在哪里，所谓的好人，其背后还有更好的，是没有止境的。

　　一位近代学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很值得咀嚼：“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讲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回头来看，儒家尽管不都是空谈道德，但他们倡导的道德高调大抵近似。正像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说：“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即是其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的解说。司马迁又云“以词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缪焉”，是其父“博而寡要”的发挥。苏轼说：“儒者之病，多空言而少实用。”

　　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不在一个层面，法强调社会秩序的一般性，德更多地说人的个性，如果都用高调道德治国，多半会落入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