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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法治底线与道德高调

来源: 今晚报 2018年1月2日9版     发稿时间: 2018-01-04 17:31

  道德是无限的,法治则有具体的规定。法治应该考虑吸收道德的精神,但法治主要是规定当下人的行为规范,它可以把道德置于一边。

  直到春秋,法与刑基本是同义的,随着春秋成文法的制定与战国初期变法运动的开展,法与刑逐渐区分开来。刑仅是法中的一部分,表示法的强制性方面,具体表现为惩罚规定与惩罚手段。法除了包括刑之外,还有赏。在实践过程中,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提出了法的定义问题。

  慎到把法比作尺寸、权衡,这种形象比喻可以说是探索法的定义的萌芽。《管子》中的《心术上》属道家之作,《心术上》曾对法下过定义。其文曰:“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出”,郭沫若解释为参差不齐。“同出”,就把参差不齐的事情等齐划一。 “不得不然者”,指都必须按等齐划一的标准去作,强调了法的强制性。《心术上》给法下的定义加深了对法的认识。下边再选几个典型的说法: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在这里,“法”“律”“令”“程序”“仪表”“决疑而明是非”“至道”表明了不同的含义,但其根本职能是“百姓所县命也”。

  以上的定义,从不同方面说明法是固定化的程序、仪表,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有关事物的一般的和普遍的规定。

  强调事物的一般性,首先是因为事物的个性复杂化与多样化引起的。面对复杂化、多样化的个性,如果不从中抽出一般性,就找不到个性之间的联系,就会陷入事务主义;如果抓住了一般性就能牵动每个具体事物。事物的个性与一般性虽然都是客观的存在,但对人的认识而言,个性是可以通过人的感觉体察到的,而一般性则只有通过抽象思维才能发现。法被视为事物的一般性,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性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同时,因为把法看作“决疑而明是非”的标准,那么法高于每个人,从理论上也高于君主。这样一来,在法的面前,人人都应以法为准约束自己,违反了法就应受到制裁。从理论上把法的权威摆到了最高地位,君权也应服从法权。

  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另论,但法律规定了人们行为的底线。

  道德问题就模糊得多,且不说“仁者杀人”的一面,就说仁者爱人,宽恕之道,从字面上说是很高尚的,中国传统政治的贤能在根本上依赖于天生圣王,贤能都是一个伦理化的至善存在。而这些高尚的道德是没有终点的,是毕生的追求。然而人本身的复杂性并不是按照道德规范行进,而是道德和反道德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这样就出现了道德与反道德纠缠的悖论。多数的帝王不管其作为如何,生前大都被臣子们高歌颂扬,冠以神圣仁慈的高帽,死后的谥号几乎都是仁慈的楷模。秦始皇的残暴是人所共知的,但在留下的石刻文字中确实是一位前所未有的神圣仁慈的君主形象。其实普通人也很难摸到他们的道德高度在哪里,所谓的好人,其背后还有更好的,是没有止境的。

  一位近代学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很值得咀嚼:“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讲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回头来看,儒家尽管不都是空谈道德,但他们倡导的道德高调大抵近似。正像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说:“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即是其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的解说。司马迁又云“以词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缪焉”,是其父“博而寡要”的发挥。苏轼说:“儒者之病,多空言而少实用。”

  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不在一个层面,法强调社会秩序的一般性,德更多地说人的个性,如果都用高调道德治国,多半会落入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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