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以前，士人、诸子之学与当政者的关系是互相选择的关系。从士人看，他们多半带着自己的学说和主张游说君主，进劝君主采纳，合则相谋，不合则离。孔子奔波一生，大致坚持“以道事君”的原则。当时的君主们多不理解孔子之情或不采纳他的主张，而孔子也不曲己阿主，所以孔子终生不得志。墨子也是一样，越国国王久慕墨子，派公尚过以“束车五十乘”到鲁国迎墨子赴越任职，墨子道：“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吕氏春秋·高义》篇也记述了此事，语句大体相同。孟子与荀子大致与孔、墨相同，他们总是把“道”看得比“权”更重，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荀子讲：“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就是那些纵横家，也多以见解为重，直到汉初这种自由选择风气犹存，邹阳、枚乘、严忌初事吴王濞，因政见等不同原因，均离开吴王濞投奔梁孝王门下为客。

　　从君主看，他们尊崇某种学说或接纳某些建议，一般来说，只作为一时的政策或措施，并没有扩展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就以汉初几位君主和重臣好黄老为例，他们并没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规定以黄老为宗，也没有用黄老之论去改造社会。尚黄老大体只限于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政。曹参为齐相和相国时虽重在选择“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为吏，但这并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更多的属于品格而已。窦太后是崇尚黄老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她要皇室子弟们读《老子》，也没有把黄老作为政治指导思想。而且恰恰在她主政之时，儒家十分活跃。儒生辕固当她的面，奚落《老子》之书只不过是“家人言耳”，她的反应仅仅是反唇相讥称儒家为“城旦书”。她要辕固与野猪斗，无疑是一种侮辱，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因此下令对儒家大挞大伐。

　　再往前推，秦国从孝公以后一直尚法，秦始皇对法家，特别是对《韩非子》极为推崇。秦始皇排斥儒家，登峰造极是焚书坑儒，然而如果细致分辨，秦国与秦始皇并没有把法家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秦始皇搞的“以吏为师”并不是要全社会学习法家之作，仅仅是要人们听从官长和学习法令而已。

　　总之，在汉武帝以前，诸子之学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互相选择的关系，尽管在战国时已出现焚书事件，到秦始皇更有焚书坑儒的暴虐，但思想文化与政治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形势。政治与思想文化之间互有弃取，政治未曾把哪一种思想定为一尊。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改变了政治与思想文化各自相对独立的平行发展之势。

　　第一，把思想文化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从历史上看，思想文化不管受到政治多么严厉的干预，总有一部分思想文化游离于政治之外，这个问题，另行论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与罢黜百家，意在把思想文化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使思想文化降格，成为政治的从属物，这不能说不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且不说被罢黜者，就独尊的儒术而言，恰恰因被尊而降低了原来的独立性。因为它的独尊是由皇权决定的，因此，它被皇权宣布独尊的同时，也就被置于皇权之下。

　　第二，儒术变成了封建政治的组成部分。儒家经典要由皇帝钦定，最高解释权也归皇帝。儒术成为政治原则，同时也成为政治的工具。

　　第三，儒学既是官学，又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借助于政治力量推向整个社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儒家化。政治控制与思想控制相互推进，大大强化了封建统治能力。

　　儒术变为帝王政治的组成部分，表面上看获得了显赫的地位，令人尊崇，但它丧失了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此后儒家教条主义化，固然有其内在的原因，但主要是由政治规范造成的。清人方苞说，独尊儒术之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论不无偏颇，却为切中要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