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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泽华
权力和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历史中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权力的中心问题是处理社会的利害关系，认识则重在讨论是非价值问题。然而利害与是非价值经常交织在一起，常常会出现权力干预认识或认识评论权力得失等现象。这样，权力与认识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冲突。权力膨胀和强化，必定要设法对认识加以控制和干预，甚至把认识禁锢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果认识一旦触犯权力的规定，掌权者就会施以淫威。这一点从周厉王利用特务督察谤议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春秋以降，随着周天子的衰落，诸侯林立，互相竞争和争夺，逐渐形成舆论开放的局面。
儒家力求道与王的统一，在道与王发生矛盾时，主张从道不从君，道高于君。道家崇尚自然之“道”，帝王则是等而下之者。《老子》虽然把王看为宇宙四大(道、天、地、王)之一，同时又提出，“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是被道、自然制约的。《老子》以道为根本，王只有从道才可安位。这样，在认识上就把君主与道分为二元，并且道高于君。法家在倡导君主专制上可谓诸子之冠。即使如此，他们也依照法家的理论原则对君主进行了品分。《管子·形势解》说：“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所谓道，即治国方略。墨子的重要主张之一是“尚同”，即“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即便如此，天子与理论仍为二元结构。在墨子看来，君主、天子都必须实行墨家的主张，否则便为暴主。
权力与道理二元化的观点并不是所有君主都愿意接受的，他们更不愿意在实践上付诸实现。但是在当时的智能竞争中，为了招揽人才，有些君主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们把权力与道理分别为二。战国初年，魏文侯是力图大业、求改革和善招纳人才的君主。当时有位名士叫段干木，魏文侯再三延聘，委以高位，均遭段干木拒绝。魏文侯每次从段干木门前过，均“轼之”。轼，伏轼，装在车前面的横木。“轼之”是一种礼节，伏住车轼，目视马尾，表示敬意。魏文侯的仆人(驾车者)问：“君胡为轼？”魏文侯答道：“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魏文侯把权势、财富与道义、认识分为二元。前者掌握在君主之手，后者则可能为士人之长，是君主所不及之处。掌握权势的君主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就不可能启用贤人，也不会虚心听取臣下之见。
孔子之孙子思是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之一。鲁缪公有一次问子思：“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大意是，古代具有千乘兵车的国君若同士人交朋友，是怎样的呢？子思听后很不高兴地说：“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大意是，古代人的话，是说国君以士为师吧，怎么能说与士人交朋友呢？孟子借此事发挥道：“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大意是，论地位，你是君主，我是臣下，我哪敢同你交朋友？论道德，你应该向我学习，以我为师，怎么可以同我交朋友？子思、孟子在这里都强调了权势与道义的二元关系。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与颜斶的一次辩论，可作为权势与道义二元化的又一例证。齐宣王与颜斶相见，齐宣王说：“斶前！”(你过来！)颜斶说：“王前！”齐宣王很不高兴。左右大臣说：“王，人君也；斶，人臣也。”颜斶与王对呼是无礼的。颜斶答道：“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斶使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齐宣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于是围绕王贵、士贵，齐宣王与颜斶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争论。颜斶纵论古今，阐述了王固然拥有权势，但如果没有士人的辅佐和谋略的指导，多半要归于失败。齐宣王最后折服，表示愿拜颜斶为师。
关于王与士谁尊贵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权势与道义、认识何者为贵的争论。从战国历史上看，许多君主并不接受权力与认识二元论或把认识置于权势之上的见解，但也有一部分君主接受了这种看法，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尊士、尊师、尊理。
权力与认识的二元化，对君主的权威和政治的运行可能带来麻烦甚至困难。如果当权者对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好，对实际政治是绝对有益无害的。战国时期那些有作为、图改革的君主，大抵都敞开言路，尊重知识分子。
权力与认识二元化对认识向深广方面发展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由于战国时期存在着权力与认识二元化的条件与社会气氛，对百家争鸣的发展与深入提供了比较好的环境，也可以说，这是百家争鸣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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