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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让戏曲舞台上的中国故事越讲越好
来源: 2017年11月1日 中国文化报 第3版发稿时间:2017-11-01 11:07

  作者:刘  佳

      如果说“中国故事”强调的是一种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国经验、中国情感、中国模式,那么京剧舞台上的许多故事就是这样一些承载着民族深层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并用民族艺术美轮美奂的形式讲出来、为一代一代中国人提供丰厚心灵滋养的故事。时代总在发展变化,文化的传承也总是动态性的,有些故事从古讲到今一直生机勃勃,也有一些故事却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显得活力不足甚至濒临失传。如何在今天继续讲好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如何实现老故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时代给京剧和京剧人提出的新课题。在2017年9月落幕的“历史辉煌·今日精彩——纪念谭鑫培诞辰170周年、谭富英诞辰111周年流派经典精品剧目系列展演”中,京剧《问樵闹府·打棍出箱》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了一出谭派老戏的新生。

      京剧舞台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出戏本来是结构完整的大戏,可演着演着就成了只有折子戏存世的断简残篇,这或许是因为全剧头绪过于繁杂,许多场子的观赏性不足;或许是因个别技艺失传造成个别段落无法见于舞台;或许是因为部分段落的思想观念和呈现方式旧的时代痕迹过重,很难为今天的观众所接受。不管出于以上哪种原因,一个本来完整的故事变成没头没尾的“戏核”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而且随着当代观众对古典题材熟悉度下降,他们如果只欣赏折子戏就无法在脑海里复建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看得一头雾水,使审美效果大打折扣。这些折子戏就和古代传下来的断简残篇一样,保存着前人的精心创造,尤其在表演艺术方面往往可看性极强,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而艺术家和老观众更是对这些骨子老戏怀着一份难舍的挚爱。

      传统戏《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又名《琼林宴》,故事出自古代演义小说和传奇作品,京剧和地方戏都有此剧目,更是谭鑫培、余叔岩的代表作。讲的是书生范仲禹突遭人生变故,又受到告老太师葛登云的欺骗迫害以致精神失常,幸得樵夫、猎户等好心人相助,后由包拯主持正义,将恶人绳之以法,一家团聚。从剧情来看,这出戏与大多数包公断案故事剧并没有本质区别,而长期以来,除“问樵”“闹府”“出箱”三折偶尔见于舞台,其余均已散逸。如果仅从文本角度考虑,减少一出包公断案故事剧或许对京剧剧目的丰富性构不成严重伤害,但从表演艺术的角度看,此剧为刻画主人公精神失常后的言行举止而在唱、念、做等各方面均有独到处理,异常生动地保存了中国戏曲“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艺术特色,观赏性极强。断简残篇的宝贵在于循着上面依稀可辨的文字可以还原许多遥远年代的信息,一出骨子老戏的价值则在于和舞台表演相生相伴的审美取向、创作心理、艺术方法和流派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正可谓老生戏里的一出“活化石”,应该也值得保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提议整理改编此剧,并亲自担任顾问,就是为了抢救、保留传统经典剧目和表演艺术的精华,使之得以传承和弘扬。

      如何补全故事的残缺,这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有人提议沿用原来的“黑驴告状”“借尸还魂”等情节,但其浓重的迷信色彩和闹剧化风格与当代观众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古老题材可以保留,继续传达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显然是不行的。如剧本改编者刘连群所说:“既要保留传统的精华,又要使其成为完整的故事,以合理的情节吸引和感动观众,同时在风格样式上还要和原剧浑然一体,力求修旧如旧,于旧中出新,因此这是新的尝试。”“于旧中出新”,就是从演了千百年的清官戏中出新,这些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教育警示作用、寄托着劳动人民深切愿望的故事在新的时代还能“出新”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即使有严刑峻法,官员徇私舞弊的现象仍是封建王朝无法根除的痼疾,人民群众只能期待现实中像包拯、海瑞这样不与官场黑恶势力同流合污并敢于主持正义的清官多些、再多些,希望他们的能力大些、再大些。为此,往往在戏曲舞台上把他们塑造得无所不能,甚至赋予他们“日断阳、夜断阴”、与鬼神对话的超能力。民众对清官的期盼从未停止过,清官戏的编演也从未停止过,这一题材类型反衬出因社会形态制约造成民主法治不健全的社会现实和民众心理,同时也有助于发挥戏曲表演手段的优长,增加剧目的娱乐性、观赏性。然而,这两种追求之间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有些剧目虽有超现实情节,但对娱乐性与思想性的配比掌控得宜,不会让今天的观众陷入审美困境;而有些剧目因对娱乐性过分追求导致其偏离了情感和逻辑的正常轨道,使质朴的情感愿望在离奇怪诞的情节和狂欢化、戏谑化的呈现方式中被消解。让这样的故事“出新”首先要做的不是另外罗织情节,而是回归其创作的初心——重新找寻情感的热度、人性的温度。改编后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对“清官为民做主”的主题进行了拓展和重点的转移,除继续肯定包拯身为朝廷命官刚正爱民、不畏强权的优秀品质之外,还用较大篇幅歌颂了劳动人民见义勇为、互助友爱的中华传统美德,彰显了依法治国、惩恶扬善的时代精神。正能量的注入不仅使剧目在思想境界上获得了提升,也让程式化的表演更加有的放矢,观众不会再感觉范仲禹与樵夫之间的几问几答仅仅是卖弄技巧,而会很自然地把它视作情节发展进程的重要一环,会为主人公的遭遇而担忧,会为普通民众的古道热肠而感动,还会从写意性的表现方式中感受到古代生活场景的诗意之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思想理念、道德规范,拥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但发扬传统精神既不是简单复古,也不能流于表面化、概念化。当前有些以宣传反腐倡廉为主题的活动,别出心裁地大演特演包公戏,出发点虽无可厚非,但对古代故事不加取舍、不加转化的生硬借用恐怕不仅有形式主义之嫌,还往往因与时代脱节而令观者感觉滑稽。通过创造性改编,最大限度地保留表演艺术的创造成果,让老戏焕发新的活力,才能让戏曲舞台上的中国故事越讲越好、越讲越长久……

      (作者为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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