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
一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是南开大学孟昭连教授所著一部探讨古代汉语虚词问题的专著，2017年5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孟教授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专家，尤其擅长古代小说研究。近年来，孟先生对古汉语中“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多年来掌握的语言材料，结合自己的体会领悟，提出了“先秦汉语没有语气词”的大胆而新颖的论断，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起初孟先生只是撰写了几篇论文阐述自己对“文言语气词”“辞”等问题的看法，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充深化形成了一部5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即《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以下简称《之》)。全书共分七章，作者主要讨论“之乎者也”等虚词的性质和作用，同时也涉及“辞”的甄辨、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词类活用、虚词异文、古人的修辞活动等问题，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证有力，可以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与一般语言学著作风格迥异的语言研究专著。书中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古代口语中没有语气词，甚至没有虚词，“之乎者也”不但在汉代以后的口语中不存在，在先秦口语中也不存在。
第二，上古汉语中没有语气词，“也矣焉哉”之类的词只是一种书面符号，既起标点断句作用，又是一种语气标志。
第三，古人所说的“辞”的本质不是专指虚词，而是指一切非口语的成分。
第四，汉字不能如实的记录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既不对立，也不完全一致。
其中，核心观点又是“上古汉语口语中没有语气词，甚至没有虚词”。观点虽然新颖，但是似乎不能成立。
二
第一，如果没有语气词，语气词完全不发声，口语中各种语气难以表达；如果没有介词、连词等虚词，句子可能就不成立，或者造成句意改变。比如《论语》中孔子评价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批评弟子子路说：“野哉，由也！”如果去掉语气词“哉”“也”，孔子当时强烈的感叹语气如何表达出来呢？《孟子》中梁惠王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如果去掉所有虚词，那么只剩下“寡人国，尽心”，这在口语中能正确表意吗？另外，《论语•卫灵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去掉介词“以”字，不管是书面语还是口语都不合语法，不能达意。《孟子•梁惠王上》：“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去掉介词“于”，则句子不成立，古汉语中的比较句必须借助“于”字引出比较的对象。至于《孟子•滕文公上》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名句，“于”字更是不可省，否则表达不清主动被动关系，“劳力者”到底是治人还是为人所治呢？[]“虚词在口语中不存在，不发声”不能成立的更好的证据是《诗经》，我们都知道《诗经》是诗歌，是用来吟唱的，《诗经》基本是四言体，有些句子为了吟唱的整齐和谐，还需要添加一些虚词凑足四言，如果这些虚词都不发声，实际吟唱不出来，那又怎么能够整齐和谐，朗朗上口呢？比如《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如果去掉虚词，只剩下“芣苢，采之。芣苢，有之。”[]这还能诵唱吗，还有诗歌韵味吗？而《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于嗟麟兮”，去掉虚词只剩下一个“麟”了，就更不像诗歌了。如果说句末的语气词不发声，在吟唱时把倒数第二字声音延长占据两个音步，可以使得诗句听起来完整和谐，但是句首的拟声词、词头等如果不发音，如何填充这个空格呢？
第二，作者在论证时经常验之以现代汉语的语感经验，但是所举实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局限性。比如为了证明口语中可以不使用语气词，举出“吃了？”代替“吃了吗？”，但是我们知道口语中是可以直接问“吃了？”，但是我们也经常说“吃了吗”“吃了吧”“吃了啊”“吃了呢”等。作者认为口语中很多句子不用虚词也能表达出其中的句意关系，老百姓的口语中根本不用虚词，比如“下雨就别来了”，但是口语中我们也经常使用连词“要是”，说成“要是下雨就别来了”，甚至还有人使用“如果”，说成“如果下雨就别来了”。可能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很少使用连词表达，但是文化程度高的工人、知识分子等口语中也经常说“要是”“如果”“可是”“但是”等，似乎作者认为只有目不识丁的农民的语言才是口语，文人口头语言就不能算口语了。另外，作者并不否认现代汉语中有“啊呢吧吗”等语气词，那么先秦汉语中如果完全没有语气词，那么就意味着汉语从一种没有语气词的语言演变成一种使用语气词的语言了，也就是汉语产生了类型学的改变，这种假设明显没有可靠证据，难以让人信服。其实汉语语气词不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而是“也矣焉哉”这套语气词发展演变成“啊呢吧吗”这套语气词。此外，谈到语言类型，有语气词是汉语的一个特点，使用虚词表达语法意义也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自古至今都是这样，用不用虚词，使用不同的虚词都可能会引起句意的改变，比如现代汉语中“我爸爸去上班”“我的爸爸去上班”“我和爸爸去上班”，不用连词和使用连词“和”意义不同，使用连词“和”与使用助词“的”意义不同。同理，古代汉语虚词也是如此重要。
第三，《之》认为“也矣焉哉”等都是一些书面符号，起标点断句作用。如果只是简单断句，那么只需要一个符号就够了，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符号呢？如果是复杂断句，不同的符号代表或长或短的停顿，那么为什么同一个符号有时其后停顿长，有时其后停顿短？比如“也”字，既可出现于句中，又可以出现于句末，停顿时短时长，怎么解释呢？如果说上古汉语中“也矣焉哉”作为语气词作用混乱，那么看作断句符号的话会更为混乱。至于语气词连用，更是“断句说”解释不通了，一般认为古汉语中经常有两个或者三个语气词连用，表达复杂的语气，如果这些语气词都是断句符号的话，一个句子后面何须出现多个断句符号，到底以哪个符号为准呢？《礼记•学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离经”主要是断句，如果每句话都有现成的断句符号，小孩何须入学学习一年之久？断句符号的作用一两天即可识别学会。许慎《说文解字》中收录了两个字符“丶”(zhǔ)和“ レ”(jué)，这两个字符便是断句符，许慎解释说：“丶，有所绝止，丶而识之。”“レ，钩识也。”即是说“丶”和“レ”都是读书时标记的断句符。如果“也矣焉哉”等都是现成的断句符号，汉代人又何必使用“丶”“レ”这样的符号呢？汉代以后的注释学家，在为古书作注时，遇到可能会因为断句造成歧义的地方，经常使用“绝句”“句”等术语注解，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断句需要专门指出来，现成的“也矣焉哉”起不到断句符号的作用。[]另外，一个更有力的反证是出土文献中有断句的符号，不仅《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居延汉简》等汉代出土文献中有大量标点符号，甚至更早的战国楚简、睡虎地秦简等简牍帛书中也有了一些标点符号，其中有些起断句作用的符号就加在句末语气词后面，充分说明语气词并不是标点符号。先秦两汉标点符号使用情况可以参看管锡华(1997)、刘信芳、王箐(2012)等。
第四，如果句末语气词不发声，不存在，那么如何解释汉语中的合音现象？比如现代汉语语气词“了”和“啊”连在一起快读时，读成“啦”。古代汉语“之”“乎”或“之”“于”连读形成合音词“诸”。如果认为古汉语虚词在口语中不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合音词。
第五，书中利用异文证明虚词在口语中不存在在逻辑上不合理。作者注意到上古不同的文献存在虚词异文现象，特别是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有明显的区别。有些虚词甲本有，乙本无，或者甲乙本使用了不同的虚词，这只能说明虚词用法的非单一性、方言影响等造成了某些虚词的使用看似不严谨，不专一，但不能得出口语中不存在虚词的结论。如果传世文献有，出土文献无还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也就是假定语气词等是后来文人添加上去的，但是事实却是有很多虚词是传世文献无，而出土文献有的，那么怎么能据此得出口语中实际不存在虚词的结论呢？
总之，“上古汉语口语没有语气词，甚至没有虚词”的核心观点难以成立。关于“辞”的本质是非口语的看法，一般认为“辞”主要是指虚词，前面已经论证了虚词不可能不存在，那么这第三条观点基本也站不住脚。虽然作者对前人所论“辞”的内涵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考察注释家使用“辞”“词”“语助”等术语的环境，还是可以相信这样的术语主要指虚词。至于文字和语言，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一语言学观点没有问题，汉字虽然不能百分百实录口语，但是基本也是记录汉语的工具。而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倒是既非完全对立，又非完全统一的。
除了主要观点论证不够科学，《之》还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首先，缺乏“汉语史”的观念，语言发展变化的意识淡薄。比如第一章用了大幅笔墨论证汉至清口语中不存在“之乎者也”，其实这根本就无需考察证明，汉语学界从来没有人认为“之乎者也”是汉代以后的口语成分，汉语史学界的观点是“上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基本一致，汉代以后口语和书面语分家了，“之乎者也”成了书面的文言形式”。所以汉初《淮南子》中说“也之与矣，相去千里”，就很容易理解了。而至于后来俗谚所说“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口语与书面语差别更大了，“之乎者也”是书面文言文，当然需要专门学习，用好了才能成为“好秀才”，无需证明当时口语中不说“之乎者也矣焉哉”了。另外，书中认为“也”与“邪”、“耳”与“尔”、“已”与“矣”等都是同音的语气词(P118)，也是以今音同推测古音同，没有考虑到语音的发展变化。
其次，对有些语言问题认识不清，考察分析不严谨。比如在共同语问题上，既否认古代有共同语，又混淆了“普通话”与“共同语”的概念。在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上，认为“区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而不是在词汇和语法上”(P337)。在语法的作用及研究语法的意义上，认为语言学家研究语法对于母语者来说没有应用价值(P548)，认为语法规则是规范人们的说话习惯(P549)。在语序问题上，认为古汉语“宾语前置只是一种书面语表示方法”(P498)。在方言举证上，认为“不”是语气词，“在现代口语中仍然存在，而且使用频率极高，在北方方言中甚至可以完全替代‘吗’”(P375)，“学习”山东话读(xuē xī)(P338)等等。
三
当然，《之》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在存在不足的同时，也有一些优点与长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善于发现问题，具有问题意识。上古汉语语气词较多，同一个语气词可以表达几种语气，而同一种语气功能可由不同的语气词来实现，这样就造成了语气词使用的复杂甚至混乱的迹象。而对于这种“乱象”，目前确实没有一个科学完美的解释，到底是方言因素造成的，还是作者喜好，还是其他因素，不得而知。[]作者注意到了语气词使用的不规范、不严格的现象，跳出传统思维，另辟蹊径，力图探求上古汉语的真实面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作者掌握的一手材料较为翔实，既展示了丰富的语料，又有详尽的数据统计分析，论证有理有据，不管观点是否成立，提供的材料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比如对先秦语气词的考察，穷尽性地考察了十几部专书，展示了一些经典例句，还作了数据统计与分析，让人一目了然。再如第六章谈不同版本的虚词异文和引文中的虚词异文，作者搜集发掘了一些典型的异文材料，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三，善于辨析学术源流，在参考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炼自己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作者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对于学术史非常熟悉，对相关问题的古今研究也了然于胸，在论证时往往信手拈来，令人佩服称赞。特别是作者既关注到了古今语言学家的论述，也关注到了一些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甚至普通大众的言论，并为己所用，展开逻辑推理论证，可以说视野开阔。另外，作者在辨别现有研究的是非曲直的基础上，大胆假设，提出自己的看法，亦能自圆其说。比如对“辞”的问题的看法，作者从许慎“意内言外”的界定出发，分析前人理解的偏差，指出“言外”即是口语之外，也就是不发声，观点也成一家之言。
第四，对某些问题的观察分析不囿成说，不迷信权威，不轻信“定论”，实事求是地从语言材料出发，所作分析较为客观公正，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比如对于“虚化”问题的看法，学术界多年来一直视元代周伯琦《六书正譌》中提出的“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为语法化研究的滥觞，作者考察了这句话出现的上下文语境，指出《六书正譌》的“实字”“虚字”并不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实词”“虚词”，周伯琦当时谈的是假借问题，而不是虚化问题，今天的学者实际上是断章取义。作者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辩驳了学术界的误解，不过这个误解《之》不是首次发现，之前已有学者撰文指出，参看刘永华(2013)。
第五，作者以一个文学研究专家的身份撰写了《之》，探讨语言问题，书的出版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语言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受重视，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语言研究的队伍中来，以至于圈外人士感叹：语言学已成为显学！事实上语言学真正成为显学了吗？我想恐怕还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学科成为显学，成为热门学科，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各领域的人们都对这一学科较为了解，有相当多的非专业人士也能参加讨论，并产生相当的研究成果，而目前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结论等还主要限于“圈内人员”，这并不利于语言学的普及化、大众化。而《之》的出现，是非专业人士对语言研究的积极参与，也必将吸引更多的人了解汉语，参与语言学问题的探讨，从而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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