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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强:反全球化:新全球化的前奏

来源: 社会科学报 2017年9月14日6版     发稿时间: 2017-09-21 05:59

  最近以来,出现一些值得认真反思的事件。特朗普宣布要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区;英国的脱欧全球关注;而G20会议、“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和近日召开的金砖国家会议,中国则在积极推进消除贸易壁垒和创建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态。中国领导人更是正面提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呼吁进行全球治理,并希冀促进发达国家之外的新型发展国家的大繁荣。

  世界仿佛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未来人类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还是应该各自为政自由发展?

  简单说,反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人类文化面临新的国家文化的挑战。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刻,又出现了我称之为“新全球化”可能性,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转型,让世界面临新的全球化命题。如何理解反全球化和新全球化问题呢?新全球化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文化矛盾

  在一百七十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诗一样的激情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这种“世界市场”乃是由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与此同时,这种生产方式也就立刻创造其文化和政治的霸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宣言中这样说道:“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百多年前的这段话,说出了“全球化时代”的两个基本的层面:经济的全球化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无论怎样对抗这个潮流,都似乎无法遏制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脚步。从拉美的独立运动、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亚洲的解放运动和中国的反帝斗争,通过反对这种“资产阶级的政治”,从而也就对抗这种“资产阶级的文明”,即使由此形成了世界上两大对立的阵营,并以冷战的形式持续多年,却最终依旧没有阻挡这种全球化的发展。

  有趣的是,就在近几年,来自发达国家的声音,尤其是来自具有霸权地位的欧美的声音,却充满了反全球化的意味。粗略地说,此前似乎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在抵制全球化,而今天,则变成了资本主义大国在抵制全球化。这其间历史的宛妙曲折,颇多可玩味。

  事实上,全球化一直用经济的合法性来取得其前进的动力。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创造一个丰富繁荣的时代,这是全球化宣称的文化政治纲领。然而,自从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盛行以来,这个文化政治的主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反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带来了深刻的贫富分化与世界的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资本危机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消失,而是因为全球化而得以从发达资本帝国向边缘国家转移,地缘政治的出现与全球化的理念正在背道而驰。

  对于全球化问题,我们一直重视的是其经济学的意义,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文化政治的定义。人们会认为,全球化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文化和政治的全球震荡。与此同时,很少人愿意强调,全球化又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诸多占全球主导性地位的国家转嫁其资本危机,实现一种全球资本生产和消费体系的全球化。

  一直以来,这种全球化就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宣称和允诺的是一体化经济和普适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全球市场又充满了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一方面,全球化主张世界共同体的塑造,另一方面,全球化却在塑造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人民,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或地区中,因为全球化获益的国家众多,但是,最终成为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金字塔塔尖的国家却只有不足20个。

  简单说,纵观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进程,乃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建立。

  从政治经济角度来说,从全球贸易时代的帝国殖民,到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工业制造业转型后产业工人的第三世界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全球石油资源的垄断,到近四十年来巴西、印度、中国和菲律宾成为世界工厂,整个全球化体系的完成,都是建立在以欧美为主导的、有利于欧美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格局基础上。一方面是第三世界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全球征用;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和能源资源的少数国家垄断;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繁荣发达,另一方面则是非洲国家人民的贫困。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成为利好西方发达国家的有效形式。

  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说,欧洲文明在百年之间成为全球不二之选的唯一正确文明。霍布斯鲍姆提出,目前我们信奉主要的价值理想,都是由欧洲的“高贵的文明”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有效地将印度、希腊等国的古文明边缘化。东亚的历史和文化,也在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变成了向欧美文明看齐和学习的学生。更有意思的是,正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说的,全世界100多个按照欧美政治文化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只有十几个是发达国家,其余的都是贫困国家。人们只看到欧美文化政治的先进和发达,却忽视了问题缠身的菲律宾、印尼、印度和其他大量的类似制度国家的种种困境。

  事实上,欧美成为全球国家学习和羡慕的对象,却忘记了欧美的先进文化与其全球资源的垄断和自身危机的全球转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无论从哪个国家发生,都是以全球资本主义内在危机为故事背景的。正是资本主义的资源矛盾、社会裂痕和政治困境,创生了这一轮反全球化的叙事。

  然而,有趣的是,这一轮反全球化浪潮,却是由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主导的。何以如此呢?

  中国崛起与保守思潮

  特朗普执政前后,美国就已经呈现出反全球化的端倪。退出气候协议、反移民政策、复兴美国制造业、退出太平洋贸易协议、强化太平洋军事力量、朝鲜问题冷战化……美国仿佛突然转弯,转向了更加鲜明的美国国家主义。

  与之形成有趣对比的则是中国。筹建亚洲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积极推动各种全球经济和政治论坛、呼吁南南合作、筹备新兴国家投资银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倡导亚洲自由贸易区……中国领导人在2016年的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上提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于是,面对世界格局的大变革,“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中美在此表现出了鲜明的不同。顽强的国家利益意识,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主流意识。世界是为美国而存在的,这种国家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反全球化的浪潮,归根到底乃是已有的全球化千疮百孔,已经不成为欧美国家利益垄断的途径。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经济的稳步发展,令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处于贸易失衡的困境。这不仅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全球霸权的地位,更令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变低、失业率上升,社会政治焦虑和压力变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退,也就转换为美国对于全球化的警惕和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新主张。

  事实上,在之前的全球化的路途之中,欧美建立了全球军事存在的政治霸权体系,实现了全球资源的高度垄断,并在这个基本主题不变的条件下,讲说全球化的美丽神话。而近四十年来,中国并没有取得任何全球霸权的地位,中国国力的增强,到目前为止,三十余年间,还没有跟任何国家发生过资源抢夺的大型战争和利益纠葛的暴力冲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积累,虽然付出了诸多沉重代价——环境恶劣的后果、贫富分化的局面以及信念缺失的困窘,等等;但是,中国依然用一种合作和共赢的方式实现了全球经济振兴的带动作用。

  在这里,反全球化和新全球化构成了重新塑造世界的两种力量。过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扮演的国际文化政治的角色,似乎与这一轮新全球化中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对调”。但是,如果这一轮新全球化由中国提出来的全球治理的理念来主导,那么,这种“对调”就不过只是位置相似而实质不同。

  更加有趣的是,一直倡导普世价值、反对民族主义的欧美国家,仿佛一夜之间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特朗普的美国重新强大的言论、欧洲大国脱欧和新移民政策的实施、日本谋求正常国家的梦想,等等,都让我们看到曾经抱持先进文明理念的发达国家呈现出了与这种文明相对立的民族主义趋势。反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仿佛一母二子,总是这样纠缠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利己主义和保守主义构造了这种民族主义。

  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滋生。每一个处在发展强势中的国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感染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欧美不同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带着近代以来的创伤记忆,同时,也隐含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产生的对于“国家力量”的崇拜意识。无论怎样,在反全球化趋势中,全球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是必然的现象。这也为新全球化提出了挑战。

  新全球化: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目前呈现出的“新全球化欲望”,与国内滋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存在着对立。就目前中国的新全球化愿望而言,和平崛起和全球共同繁荣,乃是最理想的目标。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其目标则是取代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新全球化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而不是以建立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为理念,正是基于百年以来后者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利己为我的霸权属性。事实上,在欧美主导的百年全球化的道路上,欧美民族主义的出现,并非反全球化的后果,而恰恰是一直以狭隘的国家主义为目的,以掠夺、霸占、独占和转嫁危机为手段,简单说,以倡导全球价值和文明为口号掩盖其狭隘民族主义用心的后果。

  所以,一直以来的反全球化具有双重性: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与顺应全球共同震荡而发展的合理性。这是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即反全球化和全球化都具有各自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则是要用反全球化的方式凸显自己民族发展的合情性。显然,百年以来的全球化既可以说是成功了,因为确实建立了趋于全球一体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它不是为了全球命运的改变,而是为了一些国家掌控另一些国家命运的目标而出现的。

  将近四十年以前,中国放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争论,积极融入全球化。这种融入付出了代价,也得来了经验和教训。中国认识到,从传统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经由新的经济实体的配置(新型投资银行)、在非欧美国家主导下建立活跃的文化政治经济共同体(金砖国家)、用和平和分享的方式带动社会繁荣(一带一路)、互相尊重利益和主权的全球合作治理,这是新全球化注定要走的理想道路。与传统的全球化进程的资本主义理念对抗,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内涵的新全球化,未来或许成为新的世界塑造的力量。

  总而言之,反全球化的命题,与其说是全球化失败的症候,毋宁说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内在矛盾分化、转移和破裂的后果,毋宁说是新全球化的前奏。

  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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