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是难以用行政方式取消的。命令可管一时，不能管永久。其实，比辕固稍晚一点的董仲舒变换一个侧面更深入地论述了“革命”问题。董仲舒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如果说，董仲舒还只限于抽象的理论，从昭帝开始兴起的“更受命”思潮则直接同汉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深谙《春秋》的眭弘借异变对汉家命运问题发出了石破天惊之论：“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弘所言是一种谶语(预言)，现在看是一种胡诌，但提的问题太尖锐了，也太直接了，难免头落。然而，杀了眭弘，并不能解决社会危机、矛盾与这一理论问题。

　　宣帝时正直清廉的儒臣盖宽饶对宣帝的用刑法、信任宦官不满，在上书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方今圣道寖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按：指周成王时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以法律为《诗书》。”又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在宣帝意识中，这是无法容忍的挑战和诽谤，文吏们又深文周纳，说盖宽饶是“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坚信儒术的盖宽饶只好以自杀证明自己的忠贞。然而他提出的“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惊骇的，比他的死更有影响。

　　成帝时的大儒刘向，在劝谏成帝戒奢时又提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刘向提的问题更具有普遍性，一姓不可能永久独占天下。与刘向同时的大儒谷永把“革命”论更明快地摆在了成帝的御案上：“天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如陛下怙恶不悛，只能“更命有德”。哀帝时的另一位名儒鲍宣也以“革命”论为依据，痛斥汉家的腐败与恶政。

　　就实而论，这几位儒生的“革命”论、“更受命”论，绝不是鼓动人们造反，推翻汉家，而是爱深而恨切，希望汉家改革以保永命。当然，从逻辑上看，的确对汉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应该说，正是这种理论，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革命”论与汉家“永命”论都可打着儒家的旗号，但其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具有进取和变革精神，后者只是一味地守成和容忍腐败，最后只能导向衰败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