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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具有变革精神的儒生

来源: 今晚报 2017年8月25日13版     发稿时间: 2017-08-29 04:45
  在政治思想上,儒家的主张各式各样。为了取悦汉皇帝,儒家中一部分人制造了孔子学说为汉家制度理论,即汉家的各种制度都是孔子预定好的,从思想上论述汉家制度的合理性,认同汉代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另一部分儒生则时隐时现地坚持和宣传“革命”论。最著名的是汉初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在帝廷发生的破帽子是否永远戴在头上的争论。黄生主张帽子虽破,必须戴之于头;鞋子虽新,只能着之于脚。儒生辕固则主张“革命”,帽子破了,就应去掉,否则,“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岂不成了非法的吗?辕固的看法无疑是有根有据、有道理的,但这种理论是已经坐了天下的汉家天子所不能赞成的。景帝于是下令:“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按:当时人们认为马肝有毒);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景帝的结论是专断之论,取消了问题,不让人思考。

  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是难以用行政方式取消的。命令可管一时,不能管永久。其实,比辕固稍晚一点的董仲舒变换一个侧面更深入地论述了“革命”问题。董仲舒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如果说,董仲舒还只限于抽象的理论,从昭帝开始兴起的“更受命”思潮则直接同汉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深谙《春秋》的眭弘借异变对汉家命运问题发出了石破天惊之论:“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弘所言是一种谶语(预言),现在看是一种胡诌,但提的问题太尖锐了,也太直接了,难免头落。然而,杀了眭弘,并不能解决社会危机、矛盾与这一理论问题。

  宣帝时正直清廉的儒臣盖宽饶对宣帝的用刑法、信任宦官不满,在上书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方今圣道寖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按:指周成王时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以法律为《诗书》。”又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在宣帝意识中,这是无法容忍的挑战和诽谤,文吏们又深文周纳,说盖宽饶是“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坚信儒术的盖宽饶只好以自杀证明自己的忠贞。然而他提出的“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惊骇的,比他的死更有影响。

  成帝时的大儒刘向,在劝谏成帝戒奢时又提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刘向提的问题更具有普遍性,一姓不可能永久独占天下。与刘向同时的大儒谷永把“革命”论更明快地摆在了成帝的御案上:“天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如陛下怙恶不悛,只能“更命有德”。哀帝时的另一位名儒鲍宣也以“革命”论为依据,痛斥汉家的腐败与恶政。

  就实而论,这几位儒生的“革命”论、“更受命”论,绝不是鼓动人们造反,推翻汉家,而是爱深而恨切,希望汉家改革以保永命。当然,从逻辑上看,的确对汉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应该说,正是这种理论,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革命”论与汉家“永命”论都可打着儒家的旗号,但其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具有进取和变革精神,后者只是一味地守成和容忍腐败,最后只能导向衰败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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