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成为个体指认方式
对于深具社会学视野的鲍曼而言，消费行为不仅是一个个体层面上的自我建构，更加可以关联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鲍曼指出，现代性时期是一个人们通过工作聚合起来，建构自身稳定身份的社会。
而在当代，由稳定的工作带来的稳定的自我指认消散了，流转不定的工作以及大量存在的失业风险，已经让工作不再承载个体稳定的生命意义。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同样成立，尽管具体的语境略有不同。90年代之前的中国劳动者们，在岿然不动的国企和大工厂中建构自身的生命样态，工厂是工人们稳固的生命舞台，劳动和职业是想象个体的主要方式。但正如《钢的琴》所表现的那样，当钢厂在时代的潮流中黯然消散之后，工人们只能成为缺乏稳定身份的边缘存在。对于整个90年代而言，伴随着这些劳动者形象的逐渐模糊的，却是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崛起。消费也逐渐取代了生产，成为新的个体指认方式。这种指认方式与生产时代与完全不同的，从生命意义上来说，由劳动而来的意义获取转变为了通过消费而来的审美体验。品味、中产阶级、小资等话语方式的崛起，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都预示着消费与体验不断置换着围绕劳动而建构的话语体系。而从组织方式上来讲，则是集体生活转入到一种个体化状态当中。《钢的琴》中的老伙伴们，《老炮儿》中的兄弟们，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兄弟情谊，逐渐让位于更为灵活多变的商业化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体日趋成为一个个体化的存在。
消费匹配了这种个体生命状态。尽管消费活动可以集体进行，但就本质而言，它是充分个体化的。原子化社会和消费行为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彼此滋生和促进了对方的生长。马克思的“物化”在消费社会中由此获得了新的内涵，如果说马克思的“物化”指的是作为商品的物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人们落入了冰冷的金钱关系；那么，鲍曼则认为，消费物的状态影响了人们对待他者的精神。如同今天消费物的短暂、快速，瞬间的使用和快速的废弃这种特性，消费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变得短暂、快速，充斥着片刻的激情和长久的冷漠，这集中体验在两性关系的变化上。鲍曼认为，性在后现代得到了“重新部署”。显然，这种“重新部署”也发生在今日的中国。当代中国社会大量的社交APP重新谱写着陌生人之间新的伦理,更为快速和恣意的两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构成了对鲍曼人际关系(消费)物化的真实写照。
很多问题通过消费得到解决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鲍曼看来，消费社会对于政治的样态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人们的充分分离的状态，使得群体性的政治活动和认同逐渐逸出了一般的生活范畴之外。共同体形式的政治诉求日趋沦丧，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生活场域中面对诸般问题，并且仅仅将它限定在个体层面。对当代个体而言，很多问题绝非在个体意义上能够解决。例如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突然的失业甚至生命健康风险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只能以个人状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最终，这些问题都被转入市场和专家机制，通过消费来得到解决。这不仅使得社会问题转为个人问题，同时也使得物质(分配)问题日趋转为心理问题。
鲍曼认为，在消费市场上存在着两类人群，一种是专家，他们以各种科学话语为个体提供建议和咨询，推动个体以购买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来解决问题；另一类人是榜样，他们以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建构，吸引人们加以模仿和学习，由此建构特定的生命方式。而就其本质而言，榜样的生活方式是感性的、体验的，不断追逐快乐与圆满的自我经验，这与消费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契合。中国这些年的文化趋势在不断验证这一点，作为榜样而出现的亲和形象已经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深刻心理机制。无论是传统国学这样高大上的话语，还是泛滥于微博、朋友圈等新媒介的各类情感和生活话语，无论这些熬制的“鸡汤”是否奏效，都已经表明了，对于原子化时代的个体而言，人们都试图更多地以自我调节来面对日趋残酷的社会压力(这里的残酷指得是无法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与之相应的，是作为社会解决的政治机制在不断远离人们的生活视野。或许有很多人会从更广阔的社会体制和中国语境来分析这一“去政治化”问题，但笔者从鲍曼的理论视野试图阐明的观点是，消费主义的崛起，必然构成了建构这种“去政治化”语境的重要推动力。在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不断的消费和体验行为，追逐感性层次的圆满与快乐。这使得个体的“幸福”成为不断延拓的瞬时体验，它不仅丧失了长期的时间和历史视野，而且从人群和社会中充分脱离出来，而空前的聚焦于个人和身体。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幸福日趋脱离了社会属性，而成为了某种对于自我本能的回归。
几千年前的中国贤者曾经说道：“食色性也。”在告子看来，追求美食与美色乃是人的天性与本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应该被限定在天性与本能的层面上。而在今天，当诸如“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之类话语广为流行的时候，就意味着，着重反映在身体层面的个人体验，已经从本能成为最为凸显的生命意义，并在最为基础的层面完成了与消费主义精神的合谋。故而，从个体出发，人们建立了一个以生命体验为身体感受为核心的，在“美学”层次上通向快乐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它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模式，成为人们从个体意义上想象“解放”的方式。如果说这种消费主义精神对于政治的侵蚀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中已经表现得颇为明显的话，在中国它也已经慢慢重写、改造着人们对于社会与政治的想象。而这恰是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的。
作者：南开大学博士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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