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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冰:雄安新区引发的区域经济学思考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7年4月28日3版     发稿时间: 2017-06-06 18:01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经过了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发展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等方面都表现出崭新的特点,在这样的宏观条件下,国家大的区域战略也进行了及时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到现在已经出台3年有余,雄安新区在4月1日正式公布以后也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雄安新区肩负的历史任务主要有:一是促协同,推进京津冀协同战略、加速世界级城市群形成;二是谋创新,探索创新驱动路径、形成城镇化发展典范;三是重改革,实现城市治理新模式、加快体制机制深度改革;四是强增长,打造北方全新增长极,推进南北区域均衡发展。

  相比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雄安新区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起点高,环境新。深圳特区设立于启动对外开放的初期,浦东新区是在扩大开放的时期,雄安新区则是在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加速协同改革创新的新时期。从基础的起点来说,深圳特区是处于技术演进阶段,它的特点产业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到浦东新区的时候,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转向了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阶段,而它的产业体现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融合。对于雄安新区而言,作为一个后发洼地地区,再套用深圳和浦东曾经走过的路一定行不通,雄安新区必然要走一条自主创新和研发的道路,它的产业必然是高端服务业以及以研发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第二个特点是,处在特别的经济增长期。深圳和浦东都处于国家高速增长的时期,但雄安新区已经处在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特点是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非常大,而且从全球的整体经济态势来看,全球经济也处于一个低谷,整体复苏乏力,这对于雄安新区未来建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三个特点是零基础、平地起。其优势是可开发资源非常丰富,统筹成本非常低。但是它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主要包括产业基础非常薄弱,高端人才非常匮乏,公共服务基本是一片空白,而且它距离北京、天津实际上也有100公里左右的距离,这样来看,它的基础建设任务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我们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可能有以下几个具体路径:一是以制度引领,既要协同、也要创新的思维模式。二是市场主导,深、浦两地的成功都证明市场活力发达的地区一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市场活力又是市场发达的一种原因和诱因。三是雄安作为后发地区,如果套用传统城市发展路径肯定难以成功,需要创新驱动。四是人才集聚。五是需要从输血式的发展积极向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的造血式转换。

  环顾全球一些零基础新城的建设经验,对雄安新区应该有一定借鉴意义。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经有过新城建设的历史,我们分别考察了其建设目的、模式等。国外新城发展的主要模式有:卫星城、行政中心、科技与产业新城、边缘新城、大学城、副中心新城等。溯源来看,国外新城发展的相关理论依据主要有:田园城市理论、有机疏散理论、产业新城模式、精明增长与新城市主义。

  这些新城的发展路径,对于雄安新区而言有4点启示:独特的主导产业是零起点新城建设初期的关键因素(拉斯维加斯的赌博业、迪拜的石油产业、仁川的航空产业);优越的地理位置是零起点新城建设的长期利好因素(迪拜的港口优势,深圳临近香港,仁川的港口条件和临近首尔);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是零起点新城建设的特殊因素(迪拜的自由经济政策,深圳建设初期享有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的特殊政策);法律法规和规划政策引导是零起点新城建设的最大保障(伦敦、巴黎、东京周边的新城均经历了若干次规划与调整,美国1968年国会通过《新城开发法》)。我认为,雄安新区建设的最大优势是一片空白,给了我们一个全新规划和试验的场地。

  从区域经济学视角来看,我们觉得未来可以在都市建设、产业发展、区域协同、政府治理、政策体系5个维度对雄安新区展开关注。一是新城建设、都市连绵带与世界级城市群空间优化,二是零基础新城的要素集聚与新产业成长,三是高落差地区的协同路径与增长绩效,四是后发地区的城市治理、精致服务与区域竞争力,五是雄安新区精准化区域政策设计、模拟与评价。

  未来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应用实验室将以雄安新区作为一个重要载体和平台,探索以下3个方面:一是区域政策的设计与模拟技术,二是基于雄安新区的京津冀数据库构建,三是零基础新城的政策比较和雄安新区的政策预评估。(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国区域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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