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3年11月,第戎科学院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刊登了一则有奖征文启事:“1753年的精神奖是一枚价值三十皮斯托尔的金质奖章。征文的题目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是什么?这一现象是否为自然法所容许?谁能最好地解答这个问题,谁就将获得这枚奖章。文章可以用法文写,也可以用拉丁文写;文章的长度,以宣读起来不超过三刻钟为限。”
卢梭看到这则启事,又惊又喜。他当时的心情,在《忏悔录》中记述甚详:“这个大题目使我深感震惊。我没有料到这个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题目。好嘛,它既然有胆量提,我就有胆量写;于是我就着手写了。”这篇论文涉及“起因”和“自然法”,就是要追溯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而这样的“语境”在“不平等”现象已成既定事实的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卢梭是难以抵达“现场”,通过观察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卢梭的解决办法是,“制造”一个学术“现场”。他“到圣日耳曼去作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每天“钻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寻找并且找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勇敢地描写了原始时代的历史”。
说到思想和学术,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抽象、晦涩。翻开一本本富含学理的学术著作,第一印象就是其理论词汇的密度和思维抽象的程度。确实,从思维分类角度看,思想和学术都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与讲究形象思维的文学、艺术属于不同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形象”“现场”完全无缘。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写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学术源于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则来自日常生活体验,而这些体验又往往具有“现场”的色彩。无论思想多么抽象与晦涩,无论与现实世界日常生活的联系是多么曲折,归根到底,它们都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反映。因而,许多西方思想家在呈现自己的最终学术成果的时候,也展现了他们的生命体验与一幕幕可以触摸的感性学术“现场”。如今,一些学者的学术成果缺少生命体验,缺少“在场感”,于是便很难打动专业外的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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