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有“北京生，天津长”之说。侯宝林先生说：“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马三立先生说：“北京是发源地，天津是发祥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相声的成长成熟期；大多艺人多往来两地之间，很难切割彼此对相声的具体贡献。设若笼统分析，或许京城赋予更多的为积淀于民族民间的幽默技艺，如灯谜、酒令、趣联、字戏、姓名嘲、贯口活等。而天津则随着现代市民意识的觉醒，赋予其更多的或是市民文化的精神。诸如，对世俗生活的更加关注、对生活现状的主动干预、对社会流俗的抗争、对群落丑态的嘲讽等。近世天津所谓市民精神，既源自租借地“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舶来观念；也掺和着城里买卖人你买我卖、公平交易的务实精神；尤其是大批失去土地的游民，在急速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由天生不知愁滋味的天然乐观，渐次转化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不是一个脑袋两个肩膀？”的抗争、奋斗以及自信、开朗、入世、务实的人生态度。这就使得相声渐次由技而艺、关注现实、宣泄情感、塑造形象——因文学意识和文本观念的日益自觉，而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幽默语言艺术。而“马派”或“马氏”相声则自然成为津门相声的魂魄。
马氏相声由马德禄“会得多、使得活”的“相声公司”而享名，经历了由雅趋俗，雅俗结合，大俗近雅，雅后还俗的美学历程；至马三立而成为津门相声风格的代表，从而约定俗成地确立了相声“俗不伤雅的内容、谑而不虐的风格、咸淡见义的滋味、似我非我的表演”风格特征。“俗不伤雅”指相声是“俗文化”，涵盖并记录了民俗、世俗、通俗、雅俗的内容特点以及与主流、精英文化各位其位、各美其美的辩证关系。“谑而不虐”是说它的喜剧风格，源自《诗经》“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的古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思辨理念。“咸淡见义”乃讲究咸淡滋味、是“说”而非“演”的艺术，其魅力在于捧逗之间的对话。“似我非我”则强调演员自我实与虚、叙与评、跳进与跳出等的“二重性”。
“马氏相声”作为津门相声的代表，堪称近世相声史的重镇。它还影响了通俗艺术的文学意识和艺术色调。以天津曲艺为例，除去相声的喜剧性主色调，其他形式也无不晕染着幽默情采。马氏相声的“观众中心论”——一切依靠观众，一切为了观众，都促使其他说唱形式也自觉深入观众。马氏相声的“温柔敦厚”精神，既表现为化急切为蕴藉的内敛、化具象为心态的展现、化讥刺为自嘲的手段，也表现在马氏演员对观众的尊重、对自身的持重、对艺术敬重的态度上。它不仅在艺术上，同时也在文化上润饰了这个城市深厚的传统情结——美俗的“俗文化”灵魂。
马氏相声代有传人，马志明由于其扎实的戏曲功底、自觉的文学意识，历经挫折的底层生活，从而历练了他“马派相声”传统与当代承续并接榫的形象。他的代表作《纠纷》等甚至刻画并记录着“阶级斗争”时代的云影水痕。马志明的儿子马六甲也在家风的影响下放帆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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