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立法法跟老百姓有何关系？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一般人理解，立法法是管法律的法，觉得离自己的实际生活很远。实际上，立法法跟每位公民都非常近。比如说，收容审查制度被废止。
原来，公安系统有一个自己的行政法规，对那些没办法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可以进行收容审查，这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严重伤害。我们也提了很多呼吁，但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2000年立法法出台了，它明确规定，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只能通过法律来规定。学者就抓住这样一个条款，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对这个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务院迅速把收容审查制度废止。我们再出门，就不用担心被收容审查了。
新文化：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出对各种法律进行修改或设立。如果修正案草案通过，会不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立法高发的情况？
侯欣一：这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以往要纳入人大的立法计划，到底要不要在立法法中做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每个人都怀揣着立法的想法，什么都想法制化，每年提的立法建议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没有立法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办法来安排。
但如果有立法计划，怎么能把合理的立法要求纳进去？随着时代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它还适应不适应？大家又觉得分寸难以掌握。
新文化：您的建议呢？
侯欣一：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原则性的立法计划。否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呼声一旦高了，就有可能出现立法机关挡不住的局面。那么，就可能匆忙立法。但后果什么样，谁也不敢保证。
比如说，有人要求修改法律，对婚外恋进行严惩。假如真被纳进法律，我们知道，民事案件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如果要证明配偶有婚外情，怎么办？结婚那天起，就得配一个录音机，配一个高倍的、很小的照相机，然后24小时跟踪对方来取证。大家想想，夫妻双方这样做的话，婚姻关系怎么维系？像这样的规定，老百姓是不会考虑的，认为有过错就得承担责任。但从法律层面，是没法操作的。
再比如说，很多人都呼吁性骚扰立法。我见到一个出台的有关性骚扰的条例很有意思。例如规定在私密空间里，比如说电梯里，向对方的要害部位看多少秒就叫性骚扰。想一想，怎么操作啊？我们每个人以后就得配备一个秒表，进了电梯见到异性，就提醒对方，你不要看我了，再看我就要掐表了。因为不通知对方，私自取证也无效，还必须告诉对方我要掐表了。像这样的规定，让人们以后怎么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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