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李霁野两位先生堪称国内文坛的双子星。1904年，两位先生同生于安徽霍邱，后又在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成为同学，因未名社和鲁迅接触，并从此追随鲁迅、捍卫鲁迅，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李何林先生诞辰100周年前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南开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何林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五卷本。2007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又编《李何林全集补遗》(以下简称《补遗》)一卷，这六卷书对于李何林及其鲁迅研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全集》第一卷中《我的文学与教学生涯(代序)》一文附了李何林先生于1987年8月1日自撰的“悼词”：
“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坚持‘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保卫了鲁迅思想。”
这一段“悼词”，最好地概括了李何林先生捍卫鲁迅，普及、研究鲁迅文学的卓越一生。李何林先生是从革命战线转向学术研究的，他始终坚持把学术研究同社会背景，时代风云与革命运动紧密联合起来，并形成了以社会分析为基础的学术研究视角。正如刘家鸣先生所言，李何林先生的一生，既因研究和宣扬鲁迅而声名显赫，也因研究和宣扬鲁迅而命运多舛。而李何林先生却能始终坚守并躬行鲁迅精神，这也使他具有了一种执着坚韧的品格。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在李霁野先生的力荐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邀请下，李何林先生来到了南开。从1959年开始，南开大学中文系设立了专门化的鲁迅研究课程，由李何林先生为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野草》和《摩罗诗力说》。《鲁迅〈野草>注解》一书，是李何林先生于1964年写成，197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的前身就是李何林先生为南开大学中文系讲授鲁迅课程时编写的《〈野草>讲义》。
在李何林先生研究之前，《野草》是鲁迅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领域。李何林先生本着一种客观、科学、辩证的研究精神，反对那种要么把《野草》看成是虚无主义者的标本，要么以革命的思考解读《野草》的极端化做法。他认为，“作者在那两年作为主导倾向的积极反抗战斗的一面，这在《野草》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但是，“作者的精神世界深处还有非主导的另一面，即由于作者还生活在当时军阀统治的黑暗北京，更由于他还没有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他用以战斗的思想武器除了有马克思主义因素外，基本上还是接近于马列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观点，以及进化论的发展观点”。
虽然李何林先生的这部作品的言说对象是青年学生，但工作重心却更是在普及和推广鲁迅文学，为后来人打开理解鲁迅的一个窗口。所以，《鲁迅〈野草>注解》的语言平实无华，叙述脉络清晰简明，论说平易近人，如同在课堂上娓娓道来。“他写的《鲁迅〈野草>注解》，就是普及鲁迅作品的一个范本。这本书里，不仅多加注解，还加上串讲论述，兼备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肯定，在两三年时间内连续再版。”(田本相著《李何林传》)相比而言，李霁野先生与鲁迅的接触是直接的。因此，李霁野先生与鲁迅交往的经历是研究鲁迅和未名社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正如李霁野之子李方仲先生所指出的，“李伯伯(李何林，笔者注)注重学术研究，不仅自己倾心于这个事业，而且也是全国公认的研究鲁迅权威专家；父亲则是更多地通过自己和鲁迅先生亲身接触的体验给后人以启示”。
在南开大学期间，李霁野先生写了不少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文革”后期，因为关于未名社的资料太少，李霁野先生开始着手写一些关于鲁迅与未名社的情况，历时3年写成《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后又因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写了一些纪念文章，结为《华诞集》一书。为了纪念李霁野先生诞辰100周年，在上海鲁迅博物馆的努力下，《李霁野文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这使我们有幸得以比较完整地概观李霁野先生的鲁迅研究工作。
李霁野先生第一次把鲁迅定位为研究对象，是他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在文章中，作者回顾了与鲁迅交往的一些片段，以文学青年的视角再现了一个态度诚恳、工作认真、奖掖后学的鲁迅，在平实的叙述之中饱含着深情。李霁野先生回忆鲁迅的文章，后来结集成《回忆鲁迅先生》一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时，题目换作了《纪念鲁迅先生》。
在该书中，李霁野先生回忆了鲁迅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李霁野先生回忆：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在谈话中鲁迅对李霁野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这个回忆在当时成了最权威的话语，就连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信时都引用了李霁野这个回忆中的话。另外，在李霁野先生《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中，有“两次秘密座谈会和五次公开讲演”一节，在这部分中李霁野先生认为：1932年鲁迅来北平探亲中，参加了两次秘密座谈会和五次公开讲演，这些都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安排的。第一次在范文澜家里，第二次在西皇城根79号，地下党的陈沂、范文澜、许德珩都参加了策划。
尽管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李霁野先生的这些回忆可能有意无意地把鲁迅往政治家和革命家的方向挂靠，有人为地拔高鲁迅政治形象的痕迹，但是仍然不可否认，这些史实对于确定鲁迅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何林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与独特的研究视角是和先生自身的学术素养分不开的。而李何林先生对南开鲁迅研究影响最深的，则是他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严于律己、爱惜人才、正直不阿的人格魅力，这也正是对鲁迅精神的承传与再现。在先生殷殷关怀和感召下，南开鲁迅研究也同时具备了严谨求实、重视从材料和文本出发的实证主义品格。
首先，形成了“实证派”的鲁迅研究模式。李何林先生没有学院派的背景，他是从革命战线转向学术研究，而不是从学院中来。因此他能把学术研究与真实的政治斗争、时代风云、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李何林先生的鲁迅研究从文本出发，注重实证。他倡导学生要读原著、查字典、找资料，身体力行，踏踏实实。李何林先生始终强调研读鲁迅的著作是学习鲁迅、评价鲁迅的必要基础；研究鲁迅首先要学习鲁迅原著，重视史料的详实，力求尊重史实、尊重资料，从大量坚实的史料和事实中求得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重视立论的严谨与论证的扎实。
在“文革”动乱的年月里，李何林先生刚正不阿，不跟风趋时，凡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研究力量，涌现出了一批正直的学者，形成了一个注重实证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学派。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鲁迅经典作品细读和后来“回到鲁迅那里去”的研究理念，都是和李何林的实证派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见张铁荣《鲁迅研究史上实证派的旗帜》)其次，培养了一大批鲁迅研究专才。1956年，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开始招生。当时，教育部批准可以招收现代文学研究生的，在全国只有3个点，首先就是李何林，其次是王瑶，第三是武汉大学的刘绶松。当年，李何林先生共招收了4个学生，他们是陈鸣树、吴火、胡炳光以及刘家鸣，后来都成了国内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因此，在李何林先生的带领下，南开大学中文系已经成为国内一个重要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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