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刘静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成为了全球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然而，当这种乐观主义情绪逐渐蔓延的同时，今年的中国经济却出现了多年不见的下行趋势，股市大跌、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萎靡不振，一系列的负面现象开始显现，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
这是一场大裂变还是一次短期调整？到底是中国内部因素驱动还是国际外部因素影响？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迎接这次的震荡？通过专家学者们的一番讨论，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表象看个清楚。
输入型和输出型通货膨胀并存
对于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以来的国内经济出现的一系列怪象，大家都开始习惯用“通货膨胀”这个多年未出现的字眼来形容，中央有关部门涉及宏观经济的讲话用语，已经悄然从“防止经济过热”转变为“如何控制通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更表示，能源价格上涨给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带来一定压力，“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以对抗通胀”。央行的货币执行政策报告中也已不见“防止经济过热”之类的字眼。
与中国经济绝缘数年的“滞胀”两字又开始见诸报端。如果说前一段时间各界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存在通胀，那么现在他们争论的重心则转向通胀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
国家统计局发表经济述评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60％，全球通胀短期内难以看到明显下降趋势，输入型通胀已成为我国物价高涨的重要“推手”。然而与国家统计局的结论相反，独立评论人袁剑指出，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当然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当中国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
袁剑追根溯源，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无论是哪种通胀，带给中国的都将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正是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根据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
而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吴敬琏认为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体系波动
去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持续动荡。随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以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先后7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使之从5.25％降至2％。与此同时，美联储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向金融系统注资，以缓解信贷紧缩。
然而，今年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房利美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让国内多位专家担心，美国次贷危机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丁一凡教授将次贷危机比作是房地产危机浮在冰山上的一角。他认为如果房利美和房地美倒闭，整个金融市场就会垮掉。政府开始出面救房市，说明美国金融危机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威胁到了整个金融体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沈明高教授分析，最坏的时期没有过去，最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美国经济发展放缓和次贷危机“是一个双向的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到底是处于消退的状态还是加强的状态，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高油价的风险、比如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等。
无论次贷危机如何走向，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正面临着全面的经济衰退，美国最新一期的《外交政策》载文指出，鉴于美国经济占世界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份额更大，美国经济衰退可能引起一场全球经济传染病。
文章认为，美国经济不仅仅是患了一点“感冒”，而是正处于痛苦而顽固的“肺炎早期”。这也许不会发展成世界性衰退，但其他国家至少应该对自身经济下滑有所预期。这其中的问题之一是贸易下降。美国经济衰退影响其他地区的最明显方式是通过贸易。美国私人消费、资本开支和产出的下降会导致它从国外进口消费品、资本货物、农矿产品和其他原材料减少，从而使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经济体面临风险。
正因为如此，美国次贷危机未来的发展，以及对美国本土的影响将成为判断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
学者专家们在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时，都将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出口放慢放在了第一位。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从出口价值来说增幅在20％以上，但出口数量只增加了约10.7％，是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增长最慢的时期，这也是目前大家担心国内经济放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市场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的判断是，如果美国经济衰退，中国经济肯定会受影响并出现下滑。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减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尽管全球经济都面临衰退，各国对美的出口都会减少或减速，但他认为，中国经济受到的最大影响不是投资的损失，而是宏观经济增长受到冲击，出口的下滑，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而沈明高提到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当美国经济放慢，美联储注入很多流动性，再加上投资者持有美元的热情不高，这些流动性去了两个方向。一些去了大宗商品市场，投资和投机的因素冲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特别是油价和粮价。另一些资金就来到了中国等新兴市场。目前流动到中国的资金增加是很明显的趋势，使得我们的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潜在来说会推高通货膨胀。
中央宏观调控应立足于公平
7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下半年“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这表明，决策层认为物价水平仍然高于合理的水平，“一保一控”将成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对于拥有强大“化险为夷”功能的宏观调控，专家学者们也对此提出了颇多建议。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宪法认为，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在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一国采取更严厉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其将会承担更多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政府将治理通货膨胀目标定得过高，其紧缩效应可能会放大，其代价也会增高。这是中国宏观调控部门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另外，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与美国正好相反。由于控制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制动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与美国相反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经济将承受更大的紧缩政策的成本。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黄建辉认为，宏观调控的最大难度不在于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在于部门和政策的不协调性，甚至会出现互相矛盾，比如税收的调控、贸易政策的调控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调控手段的理解是面临的另一个挑战，调控是照搬西方的方法，还是选择中国特色的有针对性的调控方法，目前还存在分歧。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刘晓欣教授认为，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我们还要高度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尤其要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妥善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和幅度，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防止资产价格波动过大。
除了调控经济环境，宏观调控还应该调什么，有多位专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见解。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金融研究部陈学军指出，目前，抑制通胀预期，最有效的手段依旧是适时、适度地采用价格手段。应认识到，此轮通胀压力既有经济周期性问题，也有转型经济国家的体制性问题—这些是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可绕过的门槛。对于政府而言，抑制通货膨胀不要单独地处理通胀本身，而要兼顾中长期发展进行通盘考虑，要立足民生，从公平和效率着眼，积极拓宽调控手段之外解决思路，解决分配机会和机制不公问题，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机制，增强其抗风险能力，防范系统风险。
独立评论人袁剑也撰文指出，胡温执政应该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在一直作为中国改革惟一维度的效率与增长的价值之外，为中国改革引入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如此，就不足以规制和平衡极端个体理性对整体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败坏。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第二级火箭，换言之，公平正义可以推动中国在更加健康的基础上再繁荣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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