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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劳动力短缺已经在中国各地开始蔓延,甚至困扰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依赖的“人口红利”还能够持续多久?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渐显,经济增长应该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劳动人口短缺局面?
李建民:提高生育率来缓解劳动力短缺不可行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应该需要调整。但靠提高生育水平来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并不是可行的办法,也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现行的生育状态和动用政策限制生育产生的效果并没有多大差别。中国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出路在于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而不是靠增加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短缺是相对的,跟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有关。尽管现在生育率偏低,但要通过人口政策来刺激生育也是不太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数量必然出现减少。
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并不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真正短缺,而是供需不匹配。在劳动力价格持续偏低的情况下,最终总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城市中的企业现在主要使用处于黄金时段的农民工,而城市的制度安排又不可能让到了一定年龄的农民工继续留在城市,这就导致了劳动力供应减少。因此,中国出现的这种劳动力短缺,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制度安排和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困境,这才是出现局部劳动力短缺的根源性因素。
解决劳动力短缺不仅仅需要调整人口政策,还需要多方面的社会公共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教育问题的解决。由于原来的人口发展政策和其它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之间并不协调,单一强调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将来可能会考虑和综合的社会公共政策配套起来,而不会单靠生育政策来解决人口问题。
中国当前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体系在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中如何维持?在财政资源有限,更多民生领域需要投入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构建应对“未富先老”的养老保障体系?
李建民:养老困局与老龄化无关
中国并未存在“未富先老”。很多数据证明,一些发达国家到了中国目前这样老龄化水平的时候,它们的经济发展并不比中国好。按照人均GDP来计算,在同处相同人口年龄结构的时候,中国并不比这些发达国家落后多少。中国的老年人口多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转变必然会导致老龄化,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但这不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快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中国目前的养老困局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没有关系。目前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为10%,并且享受保障的比例也不是100%,现在的养老困局是过去遗留的问题,是过去的制度安排不合理。真正的挑战可能来自10年之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他们的退休会形成一个大潮,那个时候劳动力对这些人的养老支撑可能会加重。现在的养老空帐主要是弥补原来的旧帐,并不是老龄化导致的,而是由于过去没有相应的积累。老龄化是未来发生的状况,不能把未来发生的事实当作现在养老问题产生的原因。
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基本层面的社会保障,我们应该建立多个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在政府财政资源大增之下,应该考虑建立覆盖全部国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当前的养老制度还是分省统筹,但由于劳动力向各个行业和地区流动,使得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被这样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割开来,反而制约了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要赡养现在的老年人,现收现付是最好的养老制度。因为可以根据现在的老人需求,计算出大概的养老费用,这对现在的劳动人口而言应该是负担最小的。但实际上,整个养老机制却是把养老周期重新做了配置。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对现在的劳动人口变老之后的赡养问题变得非常突出,那时候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体制就会暴露问题。目前养老体系实行部分现收现付和部分积累的方法,问题的关键是积累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增值,这就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完善。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在“未富先老”压力下,如何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来实现人口和资源、经济与社会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李建民:劳动力数量庞大解决不了可持续发展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培育高成本的劳动力去替代低成本的劳动力。需要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来支撑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低廉是比较优势,但这个优势不能长期占有,毕竟还存在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如果不提高劳动力素质,一旦产业向劳动成本更低廉的地方转移,那这些低端的劳动力就业就会发生困难。今后失业的可能不是农村劳动力,而很可能是城市里那些低级劳动力。劳动力的数量庞大解决不了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口政策的重点,不是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去提高生育率,而是要把总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再进行人口结构调整。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需要控制人口总量,只有把人口控制在15亿之内,才可能考虑增加劳动力数额。中国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紧张主要不是来自人口的增长而是来自增长模式的粗放。中国人口增长的势态在未来30年已经大致定下来了,老龄化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劳动力的老化,这将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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