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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开显历史之大美——再拜来新夏师
来源: 经济观察报 2014年4月7日 第49版  发稿时间: 2014-04-11 16:12

 

  作者:刘刚  李冬君

  2014年3月31日15时10分,先生仙逝,享年92岁。

  悲乎!先生逝矣!喜乎!先生从此长已矣!幸乎!能为先生弟子矣!

  天人之际“80后”

  青春与美,既因于自然属性,亦缘于文化心理。人老了,自然属性的青春已逝,然而,还好有文化心理的青春在。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是成功者对人生的赞美,而非向青春回归;“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英雄老矣,雄心未已,可我们从这样的英雄气概里,还是闻不到青春气息。而先生曾以“80后”自居,意气风发似孔子,豪迈中得了自由的乐趣。

  某日,孔子与门人笑谈,曰:各言其志。子路率先发言:我想治理兵车千乘之国。孔子莞尔。冉有便低调:我能治理个六七十里地的小国,让人民吃饱肚子就行。孔子还笑。公西华就更低调:我谈不上什么治国,只想穿上礼服,替诸侯司仪,招待宾客。可孔子还是不语。曾皙正在弹琴,孔子问他:点呵,你来说说看。他便起身回答:我没有他们的志气。孔子鼓励他,他就说下去:我愿在春天三月里,穿上便衣,同几位朋友,带几个孩子,到沂水河去洗澡,在求雨台上乘风,唱唱歌,然后就回去。没想到,孔子对此大加赞扬:点呵,我愿意和你一样!

  青春三月,跟孩子们一起玩,让孩子们在春天的气息里自由自在的成长,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政治吗?孔子原以“足食”、“足兵”为政治,门人述志,便遵循了这一原教旨。可他突然转向一种带有美学风格的政治,使政治有了青春气息。青春期的人生,是自由化的人生,应该去水里游泳,在风中唱歌;青春期的政治,是自由化的民生,要让人民在仁之河里畅泳,在义之风中欢歌。

  这样的理想,难道不应该放在我们的孩子“80后”身上?别老想什么多难兴邦。当一位九旬老人,自诩为“80后”,笑声中,我们肃然起敬:先生于美有如斯追求!

  三十年前,我们就在背后说他“爱美而不知老之将至”,那时,才入南开园不久,先生穿着高跟皮鞋来授课,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几乎都立起来了:瞧,那老头!讲台上一美少年。

  须知那年代,刚从“文革”中过来,人们对美的追求,挑战了革命化的制度安排,而他从牛棚出来,居然敢穿高跟鞋。

  其时,冒天下之不韪者,多是年轻人,出于爱美天性,且对教化逆反,又被社会闲置,就剩下了这么一点爱美的意志,要在青春无畏的气息里,痛快地宣泄出去。谁能想到,我们的老师,年近六旬,还穿着男式高跟鞋,上了讲台。所有人都吸一口气,没有喷笑出来,反而惊呆,互换着眼神,仿佛在问:他洁白似云,高蹈如鹤,哪像从“牛棚”里出来的?身上为何没有受煎熬的痕迹,神情何以没有气馁的样子?头发一丝不乱,裤线根根笔挺,一开口便金声玉振,一抬头就眼高于顶,真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如魏晋士醉眄庭柯,目送归鸿。

  精神贵族究竟是什么样子?没见过,我们想,大概也就是这副样子了。

  当年辜鸿铭在北大,拖一根辫子上讲台,惹得学生们都笑起来,他便大喝一声:你们都摸摸自己的脑后,看看还有没有留着辫子!一摸,没摸着,有形的辫子被剪掉了,无形的呢?思想上还有没有留着辫子呢?这个笑话,没有告诉我们留着辫子是好还是不好,惊人之语,多少有点炫智的味道,况且辫子决定脑袋,这样的想法有些怪。而先生却什么也不说,只是穿着高跟鞋,站稳讲台。

  我们当时虽然没笑出来,但也不太理解,到了“知天命”之年,才渐渐读懂了先生的深意,先生是在以个体美的姿态向我们开显历史之美,以美引导我们深入文化中国的根柢。

  他讲司马迁,我们第一次听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反复讲“究天人之际”,将历史之大美,铭刻在我们的骨子里。

  人活一世,总有几句话用来安身立命,此前,我们从未听人这样讲《史记》,听先生这么一讲,乍闻大美,如当胸一拳,如遇当头一棒,有几分顿悟的感觉: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说!

  “金针”织就历史

  历史之美,当以“金针”来绣,“金针”是什么?是考据。

  考据,首先就是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来运用历史学的工具,用一针一线的功夫绣出历史真面目,或曰“鸳鸯绣出予人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先生则反之,惟以“金针度人”。

  在考据工具中,目录学堪称“金针”,我们选修了先生的古典目录学课。先生讲学,予人以美,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一种美的范式,还有一手好板书,也令人开了眼。

  他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挥洒自如,板式一清二楚,字走龙蛇,极其潇洒,结体谨严,一笔不苟。后来我们才得知,原来先生年轻时,随启功先生学过书画,还参加过画展,偶尔也卖一两幅。但他志在学术,故于书画之道,未曾深造。然其才情学识聚于笔端,随腕流转,涉笔成趣,自有光昌流丽之笔传世,惜乎后学未曾拜识,只是遥想先生,当年英发,如何起画?

  最叫人佩服的是,先生能把枯燥无味的目录学,讲得美轮美奂。

  他用文化史的眼光看文献,用现代性来看古籍,从《七略》讲到《四库全书总目》,从历朝《艺文志》讲到民间藏书,从史官讲到书商,从版本讲到人物,从学术讲到政治,从文化风貌讲到文化传承,在目录学的坐标上,展开了一幅文化史的画卷……他讲起来滔滔不绝,音调铿锵,一字一句落在古籍上,叮叮当当,如打铁一般,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丽宛转。

  总之,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动,令我们至今想往。他信手拈来的那些古籍,我们闻所未闻,一股脑儿听下来,觉得新鲜,琳琅满目,很充实。我们按照先生指示的门径,背了一堆古书的名字,好像要变成“两脚书橱”了,也开始学着先生的模样“掉书袋”,那份满足感,真有点暴发户的味道,仿佛一下子就从知识贫农提升为文化富翁。

  如今,当年背的那些书,都忘了,惟余八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这八字,就是“金针”。好酒都有年份,越老越醇,多年后,我们才懂得了它的价值。满坛好酒,但取一瓢,只饮一口,就那八个字,已够我们品味一辈子,此乃先生“金针度与”,织就锦绣史学,我们每见先生,都觉得先生长了一张“辨章学术”的脸,脸上有一双“考镜源流”的眼。

  先生说自己蹲“牛棚”时,就是打扫厕所,也比别人打扫得更干净,这倒不是出于什么争强好胜,而是多年的学术训练,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追求尽善尽美成了他的本能。有了这样的本能支撑,不管对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能适应,即使在苦难中,先生都会把苦难当作试金石。

  先生在“牛棚”里,一蹲四年,白天当农民,晚上做学者,四年里面,他整理了三部旧稿,还写了一本目录学方面的书。在学校里没有的自由,在“牛棚”里反而有。他说,中国的农民真高明,他绝对不来批斗你。农民以为,这些人是先在这里放一放的,将来还有用呢!

  站在家学山峰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考据学的根,出自清代浙东学派章学诚《校雠通义》,然其渊源,可上溯至汉代刘向、刘歆父子,自《别录》、《七略》始,目录之学,即一以贯之。

  先生家学,根植于浙地,其祖来裕恂,曾与章太炎同学于晚清考据学家俞樾门下,又留学于日本,于中西之学,皆有抱负,著《中国文学史》,即以中学为“文学”,而以西学为“科学”,别开一生面,其所谓“文学史”者,融四部于一冶,实为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术史。

  此《中国文学史》之缘起,正如乃祖所言,站在喜玛拉雅之巅来看东西方,“东望亚洲”,看见了“四千余年之大陆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便与西方战,“战以兵,战以商,战以工艺,战以政治,战以铁道航路,战以矿山工厂……”,然而,战无不败,何也?乃祖曰:“学术荒落,国势所由不振也。”“学术荒落”,指的是科学,而非文学,中国之败,原因虽多,但就学术而言,还是在于“文学盛而科学衰也”。

  科学之光,不偏不倚,曾同时照亮东西方,“我国二千年前,科学已萌芽矣”,先秦诸子百家已各得科学之一体,然而都未能发扬光大,反被后人所弃,以至于中西科学,成一进一退、一兴一衰之趋势,何也?乃祖曰:此由“泰西之政治,随学术为变迁,而中国之学术,随政治为旋转故也。”

  文学虽难进取,却宜守成,当今之世,虽然“科学日见发展,国学日觉衰落”,但是,“欲焕我国华,保我国粹”,还是要靠文学,因为文学,乃国民特性之所在,而一国之政教风俗,也多由文学养成,“是故观于一代文学之趋势,即可知其社会之趋势焉。文学于国家之势力,为何如哉?述中国文学。”如此缘起,真可谓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还有一部大作《汉文典》,也是一上来就站在地球上立论,做世界观的。

  乃祖来子说:“地球文字,通分三类。”一类是西方拼音文字,一类是中国形意文字,还有一类,是日本文字,“取汉字,造和文”。他注意到,“何以学他国之文,则拼联之法不难领悟,学汉文,而积累之体未易通晓”?他认为,“外国文字,有文典专书,凡一切字法、词法,部分类别,以表章之,故学者循声按谱,一览而知”,可“汉文无文典,凡文章之成也,运用之妙,悉在一心,故勤苦而难成”,故叹曰:“吾国之文,难哉,难哉。不知非难之为患,无指示其难之书之为患。”

  来子留学日本,已知日人著有《汉文典》,但乏善可陈,斥之曰:“皆以日文之品词强一汉文,是未明中国文字之性质,故于字之品性,文之法则,只刺取汉土古书,断以臆说,拉杂成书。非徒浅近,抑多讹舛。”中国亦有《马氏文通》,他也不以为然,言“马氏之书,固为杰作,但文规未备,不合教科”。汉文欲大行于世,须以文典与时俱进,他指出,如果西方人“舍通用之文典”,而“必以希腊奥衍之文,拉丁古雅之字”,其国民读书识字普及的程度,很可能还“不如吾国也”。所以,他要古今中外广收博取各国文典之体,“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著《汉文典》,使汉字有据,汉语有法,汉文有章,“使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无不读书之人”,于我民族存亡之际,“由此以保存国粹”。

  要为人民写史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原来还有这样一番怀抱!

  三十年前,我们听先生的课,总觉得先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不光仪范美,风度美,更是骨子里头的美,此美隐约,与现实反差很大,宛如深渊里的牵牛花,美在往上爬!

  那时,“两个凡是”还在,他的内心世界,还要掩盖。他讲司马迁,一往情深,原来那司马迁身上,就有乃祖的影子。可先生从未提起乃祖,实则乃祖就是先生的太史公。

  三年前,我们去看望先生,想同先生和师母焦静宜老师一起吃顿饭,先生欣然,说,硬的钢铁不吃,软的棉花不吃,其他通吃。当我们得知先生的数百万字巨制《书目答问汇补》就要问世,不由得赞叹道:先生真了不起!哪知先生眉头一皱,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比我祖父差远了。

  我们这才知道,先生还有这么一位立于“喜玛拉雅之巅”的祖父。

  就在他书房里,先生给我们补了他祖父一课,告别时,先生送了我们一本书,即乃祖所著《中国文学史》,读了这本书,我们才真正懂得了先生当年讲的那个热血沸腾的司马迁。

  现在看来,先生的美,应该属于二十一世纪,他的确是太超前了。不光我们,那时有几人真懂先生?加上我们脑子里一堆“文革”后遗症要清理,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问题,成了有名的问题学生,脑子里就像开了战场一样,一日百战,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日之我又将于今日之我战,脑子里究竟有几条思想战线?当脑子被问题的马蹄乱踏一番后,我们就用考据学来打扫战场了。

  有考据学在手,思想不再跟着教条走,把伪问题找出来,一个个都清除了,将真问题留下,与师友们探讨再探讨,我们那时简直就是思想的发烧友,有时通宵达旦的发高烧,还真有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劲头。有幸的是,在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遇到了先生,被先生“金针度与”。

  一天,刘泽华师打来电话,说来公对我们评价很高。原来是我写的《中国私学百年祭》,是写严范孙和南开新私学,要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师母焦静宜老师是这本书的责编。先生还亲自打电话来说,这本书好就好在体例创新,把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起来了。先生用他那双“考镜源流”的眼,一眼就看到了这本书的内在价值,我们那点“发凡起例”的意识,还不都是跟先生学的。

  先生是《人物》杂志的老作者,他在杂志上看到我们那篇写赛金花的文章,很高兴,说这篇文章不光文笔好,还对一个众说纷纭的妓女抱有了理解和同情,把赛金花写成了中国的娜拉。先生对学生的书盯得很紧,《孽海自由花——赛金花“出走”以后》和另一本《儒脉斜阳——曾国藩的战场和官场》先生说他基本都是一口气读完的,还说历史学的书就应该这样写,要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要多为人民写史,少为专业写史,多为人民服务,少为饭碗服务。我们知道,这是先生对我们有所期待。

  期待美的历史

  电话里,先生又问,你们还在写什么书?我们告诉他,正在写一部诗话体的中国史,书名为《青春中国》,大概“青春”两字吸引了他,要我们把提纲发给他,我们遵命。

  几天以后,他又打来电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比我强。

  闻此言,我们大吃一惊,先生何许人也?先生是我们一直仰之弥高,望洋兴叹的老前辈呀!论渊博,当今有几人能及?论勤奋,惟以“天行健”言之;论成果,哪止著作等身?

  有人说,近年来,先生几乎是两天就写一篇文章,这样大的写作量,年富力强也受不了,更何况先生已年近九旬。先生毕其一生,纵横文史,沉潜方志,著书不胜枚举。历史学的成果就不用说了,还有目录学、方志学、谱牒学和图书馆学,在这些领域里,他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对于学者来说,在一个专业里有所开创已属不易,在多方面都有开创就更是难乎其难了,可这难不倒他。

  学术研究以外,他还写文学作品,早年创作过戏剧,晚近,随笔一本本问世,有学术性的,也有文学性的。《80后》中,有大量的文学性的文字,写得最好的,是写他幼年与小表妹的故事,那样天真无邪而又曾经沧海的文字,也只有先生能写了。将两小无猜那么活泼泼的写出来已是上乘文字,还在这些文字上面赋予了一种年份的醇度和厚度,就更是极品了。这样的文字,如山泉、美酒,如春雷第一声中发芽的春茶,你只要品了一口,就再也忘不了,那“小表妹”的身影,就会散发着山野里的芬芳气息和古镇上那怀旧的溪花禅意,在心头萦绕……这两年,先生每出书,都会签好他的名字给我们寄一本来,他的书我们都会认真拜读,因为我们当年在南开并未真正读懂先生,现在来补课犹未为晚。

  过了知天命之年,已到了该懂先生的时候。我们去天津,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看望先生,先生有时候也会打个电话来,问一声,那书出了吗?每一次问过之后,他都会提起书中的“魂兮归来哀江南”,他以为我们写了庾信及其《哀江南赋》,可我们恰恰没写,真是惭愧,允当后补了。

  先生时常问起的那本书,后来,我们改了个书名,叫做《文化的江山》,就要出版了,编辑说,请你们的师友为这套书写几句话吧。我们便给了编辑几个人的名字,她都联系了,可先生却没联系到。我们有点担心,让学生到南开大学出版社去找师母焦静宜老师,才知道先生住院了,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住院,总是让人忐忑。没几天,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家里,我们真高兴。先生说:我刚出院,让我动笔墨题写书名,恐怕手还不稳。先生是启功的弟子,墨宝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决不能让先生累着。我连忙说,先生,您为这本书说句话就行。第二天早晨,先生又来电:冬君,拿笔记录。听筒那边,先生一字一句:“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支柱与灵魂,不能有丝毫失忆。祈望国人重读中国历史。”

  《文化的江山》出版后,不待我们请求,先生很快就写了书评,指出:“作者聪明睿智,懂得择善而从。我读完全书,发现他们的治学奥秘,他们不一味摒弃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而是寻找其合理因素,他们认为胡适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求证之前,还要确认。没有对假设的确认,求证便无法进行’。所以应该是‘假设――确认――求证’。这是作者明标出来的‘刘李公式’。还有一点作者没有透露,也许是我的猜测,那就是他们把传统方法与时尚习惯统一起来。他们的博涉群书和成书之快,若与写作时间比量,有一定差距。我猜测他们或许将自己所思所想,利用电脑检索,但不是如世俗小子那样,就此下载,连缀入文,而是又老老实实地回归原著,细读原文,免去错引或割裂。他们在设想之后检索,又在检索之后回归原著,使资料准确,理解恰当。这就是我为他们猜想的‘确认设想――检索资料――回归原著’的公式,也许是我们的共识。这两点无疑是他们在写书过程中的实践成果,对一般浮躁和急于求成的后来者应是一种贡献。”这就是先生“考镜源流”的法眼,本来应该由我们在书中说明的。

  先生实际上指出了我们书中的一个缺失,却那么委婉,犹如春风拂面……

  先生90大寿,我们正式向先生行了拜师礼——由冬君代表刘刚,先生将他的传记托付于我们,我们没能在先生生前完成,真是愧不堪言!弟子再拜先生,愿先生在天之灵开显历史之大美。

编辑 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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