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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学者跨越半世纪的“经典接力”
来源: 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13-12-20 09:09

  

  南开新闻网 记者 陈鑫 陆阳 摄影 任永华

  12年前,83岁的著名历史学家、我校教授杨翼骧曾给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拙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已出版三册,至元、明为止,本拟续出第四册(清朝),但因眼力不济,难以完成,现已托我的学生乔治忠及古籍所的另一同志代为编写,完成后署他们的名字,就与我无关了。”2003年,杨翼骧辞世,续编的重任彻底落在了乔治忠肩上。

  12年后,乔治忠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学者,领着他的学生朱洪斌一道,完成了业师的遗志。近日,由这三代学者跨越半世纪合著的四卷本《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标志着上起先秦下至清末、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体系正式建立起来,绘制出了从武王伐纣至清帝逊位约3000年的中国史学发展蓝图。

  三代学者著经典为后人铺路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杨翼骧以毕生精力搜罗资料、考核编纂而成的名作,被学界誉为“治中国史学史不可不读之书”,在上世纪末陆续出版了三卷。全书主要按照年代顺序,将经过甄择、校订的反映历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予以编纂。收录的资料包括从秦汉到元明的史家史学活动、历史著作、官方的史学活动、史学发展社会机制等方面的重要史实。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经推出就蜚声海内外。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看到此书宋代卷后深表赞赏,专门写信询问其他卷的出版安排。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曾表示,他常常把这部书置于案头作参考。仓修良、瞿林东等著名史学史专家都曾在文章中给予这部书高度评价,称这是部“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嘉惠后学,其功大矣”。

  如果追溯杨翼骧最初编纂资料的时间,就会发现这种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在半个世纪前已悄然展开。

  早在1957年,杨翼骧就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可见那时已经开展了实质性的工作。不过囿于各种困难,工作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加之杨翼骧对著作精益求精,直至晚年视力衰退,只完成了前三卷的编纂,编纂清代卷的计划只得搁浅,不得不将其托付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乔治忠。

  清朝虽距今不远,但存世史料浩如烟海,且许多材料分散各地,并不易见。要想高质量地完成,其难度并不亚于前三卷的编写。此外,编纂工作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判断能力,更要有踏实、精细的工作态度。从接过杨翼骧的重托,十几年来乔治忠一直坚持从事此书的编纂工作,同时也在物色合格的帮手,最终选中了他的学生朱洪斌博士加盟。

  虽然乔治忠对朱洪斌早有“学术扎实,知识渊博,读书极广”的评价,但是直到其2007年博士毕业后,才放心把合作编纂的任务交给他。从那时到这部书最后出版,师徒又艰苦地钻研了6年。

  一套经典,三代学者,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追逐,这在当今强调“速食主义”的今天,简直是一种传奇。

  编纂图书如同与高手“过招”

  杨翼骧编纂这部书的时代,各项条件都不能与现今相比,难免存在一些遗憾。为此,乔治忠和朱洪斌不仅进行了清代卷的编纂,还对杨翼骧的前三卷进行了增补和订讹。

  比如元明卷中,原来许多史籍被图书馆等藏书单位列入善本,杨翼骧编纂之时不易查阅。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出版之后,许多此前难以寻觅的史书,现在都可以查到。但这也造成资料的取舍非常费工夫,在无形中增加了增订任务。后来,仅这一卷就比原先增加了约10万字。

  “考订每一条资料都像爬一座山。有的山爬的人多,有的山没有人爬过,编纂史料编年则需要每一座山都攀登一遍,还要把前人的成果尽可能都吸纳进来。”在朱洪斌看来,无论是编纂还是增订,都好像在“和无数高手过招”。他说,“一般研究都是下功夫专门研究一种现象、一个人物,而这套书却需要对不同人物、史书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查阅、收录、校对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因此工作十分庞杂,更需要严谨认真的对待,因为它要接受各路学者的检验。”

  编年该从什么时代起始?这是整套书不能回避的问题。最初杨翼骧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编,因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始于此,这样编写,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与严谨性。但是,中国史学史需要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这在学术上同样非常重要。为此,乔治忠根据多年研究,决定从武王伐纣开始编纂,因为他认为,西周之初总结殷商亡国的教训(即“殷鉴”),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书编纂完成后,乔治忠师徒曾经清晨5点从天津前往北京商务印书馆校稿核字,直到午夜才能到家,又修订了一些内容。其中有个小插曲,让乔治忠记忆深刻。在杨翼骧第一册书中,唐文宗“太和”年号出现10余次,但是编辑发现在通用的几种中国历史纪年表上,唐文宗的年号都是“大和”。“杨先生和历史纪年表应该都是有所依据的,为什么会有不同,需要认真探究。”乔治忠说。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乔治忠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最后发现是流传甚广的《资治通鉴》出了问题,它的各种版本都将唐文宗这个年号写作“太和”。此后史籍中沿袭此误,《四库全书》甚至将新旧《唐书》的年号依照《资治通鉴》改了过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项工作处处都可能出现问题,事事都应该小心谨慎。”乔治忠说。

  为兴史学甘坐冷板凳

  作为一种学术门类,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展、各时期史学活动状况,以及史学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

  乔治忠认为,中国的理性思维首先从历史思考上发端,周人灭商后,对夏商周三代历史变革进行了总结,从蒙昧的天命迷信中打开一道缺口。此后,中国史学逐渐兴盛,历史记载连续不断,与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不重视史学史研究,那将是我国学术一大残缺。

  对于史学史研究而言,资料的整理至关重要,正因为此,杨翼骧才将整理中国史学史资料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近几十年来,由于国内学术管理体制的改变,基本资料整理工作渐渐不被人重视,再加上大型的资料汇编一个人难以独立完成,这就造成很多学者对此项工作望洋兴叹。

  “一定要把清代卷编出来!”这是乔治忠师徒作为历史学者的责任,更是对先师遗志的延续。为了编书,他们拿出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恒心。

  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在中国史学史圈内,“最后那册资料编年什么时候能做成?”是许多专家对乔治忠经常提出的疑问。“曾经连续几年,无论是见面还是写信,大家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不再问了,大概认为我们既没有做,也做不成。”

  编纂工作看起来像是在抄书,但实际上靠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积累。当全书付梓,先师遗愿得偿,乔治忠比自己出版专著还要高兴。该书出版后他感触良多,在一首诗中写道:“时移世转仍遵嘱,业继薪传敢续麟。借问书成何企盼?后来才彦更莘莘。”

  四部书的扉页,都印有三位编纂者的照片,其中有两张相得益彰:一张是乔治忠身着博士服同导师杨翼骧的合影,一张是乔治忠与身着博士服的朱洪斌的合影。同样的师生情谊,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却相隔多年。斗转星移,岁月无声,从青年到暮年,不变的是三代学者对学术的执着追求。

编辑 赖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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