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承金
中秋节过后，突然传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龙飞教授离世的消息。心里仿佛空了一块，像是被人悄悄抽走了什么。
龙老师是1959年来南开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后，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在南开大学执教六十多个春秋，她与南开早已长在了一起。
案头摆着她的著作，厚厚的一摞：《外国美术家的故事》《俄罗斯文学艺术之旅》《契诃夫传》《叶赛宁传》《柴可夫斯基》《张伯苓与张彭春》《南开骄子》……其中《外国美术家的故事》曾经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还有她与丈夫孔延庚教授合译的《回忆我的哥哥叶赛宁》等。这些书立在那里，仿佛就是她的一生。
龙老师的散文随笔经常发表在《俄罗斯文艺》《中华读书报》《传记文学》《名人传记》《今晚报》等知名报刊上。而对我所担任责编的《南开大学报》副刊而言，龙老师更是一位亲切的老作者、老朋友。自从我2005年留校来到《南开大学报》编辑部，龙老师给我们校报副刊写的文章，林林总总也有三十篇了。最后一篇是去年6月17日发表在“新开湖”副刊上的《北京求学记》，九十高龄的她文字依旧清朗,思路依然明澈。谁能想到短短一年之后，这位可敬的老人便遽然离开了人世。或许，是上天怜惜她笔耕太辛苦，要让她好好休息了。
现在翻看旧报纸，龙老师的那些文字还带着温度。她写人，最见功力。她写契诃夫，不仅写他的文学成就，更通过他与初恋女友的感情纠葛等生活细节，展现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契诃夫”；她写马雅可夫斯基，既肯定其诗歌才华，也不讳言其好斗性格；而《“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展现了一个复杂、立体、始终与时代保持张力的人物，她以简练而深沉的笔触，呈现了索尔仁尼琴的完整肖像——他不仅仅是一个体制的批判者，更是一个始终忠于内心信念的爱国者。这种立体化的描写方式，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因着常年写人物传记，她写起南开先贤来，别有洞天。《我所知道的查良铮及其家人》一文，谈及龙老师亲见亲闻之查良铮（穆旦）先生及其家人的经历，文章引用查先生女儿查平的回忆：“我小时候学弹琵琶，制造了很多噪音，哥哥姐姐不愿听，想要阻止我。父亲从房间出来说他喜欢听，叫我到他的屋里弹。他写东西是非常投入的，周围的声音不会干扰他。我在那里弹，他在那儿写。”这样的细节，经龙老师一写，那位翻译家诗人的面容就鲜活起来。
龙老师与陈省身先生有过一段趣事。在《陈省身先生琐忆》一文中，她记述了与吴大任夫人的交往，以及采访、记写陈省身先生的经过。文章发表的那家杂志，原定封面人物为陈省身先生，临了却换成一名女影星，她惴惴不安地向陈先生解释。没想到陈省身先生看着封面上的那个女影星笑道：“她很漂亮，她是比我漂亮呀！”这话经她一写，数学家的豁达便跃然纸上。
龙老师写陈省身墓碑：“陈省身夫妇的墓坐落在南开校园西南、‘省身楼’前那片绿树掩映的坡地上”。她说那墓园就像间露天教室，黑板碑上刻着数学公式，四周散着石凳，这样的创意“恐怕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许多名人墓碑都是寓意深邃的，不仅表现墓主的伟大一生，而且墓碑本身就是件艺术品。”她以丰富的学识阐发自己的见解——在她看来，这座墓碑与柴可夫斯基墓旁捧读乐谱的天使、肖斯塔科维奇墓碑上简洁的音符一样，都是寓意深邃的艺术品。
龙老师的回忆散文同样令人回味无穷。《每当我走过图书馆》一文里，她写领到10个借书卡时的欢喜：“当我手捧借书证走出图书馆，看到天空这般湛蓝，阳光这般灿烂，生活多么美好啊！”后来晋升了职称，借书卡添到15个，她说“能有机会读到这么多书，应当感谢命运，感谢生活”。一位爱书人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而《北京求学记》，不仅仅是一位九旬学者对青春岁月的回望，更是一幅融合了个人命运、时代变迁与北京古城文化底蕴的精致画卷，文字清澈如溪，情感真挚动人。
常有读者向我们编辑部反馈说，龙老师的文章好。我想，这正是龙老师文字感染力强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校报在龙老师等优秀作者支持下，实现“文以润心”的功能。
我也曾为龙老师做过一些小事，虽不值得一提，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值得骄傲。2008年前后，见龙老师已积累了不少南开人物的文章，恰逢“南开大学九十年”纪念丛书编辑工作启动，我便与张丽主任向编委会推荐。恰丛书副主编刘景泉教授正好是我们校报的主编，他早就了解到龙老师的这些文章，十分重视与支持，最终以《南开骄子》为名收入丛书结集出版。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还协助龙老师做了该书第一部分《吴大猷与吴大任》的校对工作，她在后记里给我记了一笔。
2020年，宁宗一先生主持“南开学者书系”，来电让我推荐作者。该丛书拟约请南开大学人文学科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将他们近年的学术成果、研究心得结集出版。我第一时间想到了龙老师。她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之旅》因此于2022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宁先生曾在给我的短信中说：“龙教授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之旅》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不仅如此，龙教授在自己的书出版后，仍然关心这个系列丛书的整体出版，她除了经常向我了解情况外，还敦促河教社早日完成丛书的共同学术使命。这种高贵的学人品质真的让我们敬佩。”
捧读龙老师签名赠我的这本书，让我再次感受到她研究的深度。书中那些生动的细节令人难忘：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为《战争与和平》抄写七遍；《安娜·卡列尼娜》废弃的手稿有一米多高；马雅可夫斯基生前视夏里亚宾为仇敌，死后两人的坟墓却相邻……龙老师住在北村，我却很少能登门拜访。若是临时说要登门送样报，她常婉拒，有时说在外头，让我把报纸放报箱，或让她公子来取。后来熟悉了，她才在电话里说实话：“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再说家里空间小，书啊什么的都乱摆放，太乱，不好意思接待客人。”原来这位笔底生花的学者，竟是这般谦逊而爱惜羽毛。
龙老师考据也认真，为核实一个细节会多方求证。有一回读到传闻，说叶嘉莹先生初到南开讲学时，吴大任夫妇前往听课，并在课后送叶先生一盆菊花。龙老师特意就此事来信问我：“我不明白，是吴先生夫妇亲自送，还是让保姆帮着送的。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
我的小书《斯文有传：南开园知见学人侧记》出版后，送给龙老师求教。她读了之后鼓励我几句。得知书中《数学大师的诗情与哲思——记陈省身先生》一文还没发表，便要帮我推荐给《中华读书报》。我因已经将文章许给了别家报刊，只好婉谢。此后半年，她不时来信关心发表进展。待文章终于刊出，我赶紧告诉她，她才安心。她还说：“你正当年，得多写点东西。再说多发点文章还能补贴家用。以后再有这类文章，我可以帮你推荐给《名人传记》《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我半开玩笑说：“一定会给您这个机会。”怎奈我实在不争气，写东西也慢，始终没能让龙老师推荐成，只能留下永远的遗憾了。
龙老师走了，带着她未竟的写作计划，带着还想帮衬后学的心意。但她的文字留在了“新开湖”上，留在了许多人心里。走过秋叶飘零的新开湖畔，我们还会想起这位用文字温暖过世界的老人。（本文原载2025年12月26日《南开大学报》，删节刊发于2026年1月3日《今晚报》，此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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