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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婴戈
近日，收到刊登了拙作的《南开大学报》，捧读一过，平面的渐成立体的，在我眼前打开一扇扇闪光的门。不由忆起《南开大学报》与我近五十年的缘分，还有那新柳色的甜酸雪梨糖……
1978年秋，天空湛蓝如洗，人们都为“粉碎四人帮”重建新经济而摩拳擦掌。那时我刚考进中文系，团支部搞活动，去南开中学参观“周恩来纪念室”，让我这有自行车的天津学生负责联系此事。我去联系参观，说自己是大学部的，咱们都是南开人。“纪念室”老师特高兴，说：“历史系的来过，就等中文系的来了，给我们写些长篇观后感。”我连说“好、好、好”，又号召同学们写观后感。
参观结束，却只有我留下来伏在窗台上为“纪念室”写了观后感，把老学长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也用上了，“纪念室”老师很高兴。写完后，我骑车追赶同学们，追到南开园的“学三食堂”，才知道我们错过晚饭时间，师傅们都脱下围裙了，我用天津话向师傅们说明了去南开中学参观“周恩来纪念室”刚回来，师傅们觉得这帮新入校的像个南开人，就四个字：“等一会儿。”
师傅们重新扎上围裙，和面、洗菜，我们吃上了热面片汤。新入校的同学们都觉得南开园里真温暖，南开是个大家庭。生活委员韩小蕙又找我：“你给师傅们写封感谢信，我给你红纸，写完咱俩去贴。”我知道韩小蕙入学前是《北京文学》杂志社培养的“小作家”，她与北大中文系的陈建功等都是文友。小蕙找我办事，我很高兴，就大笔一挥写了一份感谢信。用小蕙给的两大张红纸誊写清楚，与小蕙一起贴在人流如潮的“学三食堂”门前。
学三食堂熙熙攘攘，一位老师找到我，说：“《南开大学报》从昏昏的‘文革’中苏醒了，该报专门刊登与南开园有关的事，你把感谢信问世的前前后后写出来送报社办公室，文笔漂亮些，最好有情节、有生活场景。”记者老师给了我鼓舞，我真把“热面片汤”的感谢信前前后后写得有情节、有生活场景，突出了一个“热”字，南开人的热情、热心、热血，文章标题好像是《温暖人心的热面片汤》。文章用我老爸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稿纸抄写得整整齐齐，送到《南开大学报》办公室，那时的总编是两鬓斑白的刘老师，她站起来收了我的稿。刘老师像和蔼的姑妈一样透过眼镜对我说：“周婴戈你常给我们报纸写稿，成为我们通讯员吧。”当年我是记得刘老师名字的。岁月流逝，刘老师那和蔼面容一直留在脑海里，她和《南开大学报》为我打开了一扇闪光的门……
我的稿在《南开大学报》登出，并收到5元钱稿费，这是我人生第一篇钢笔字稿被印成铅字并得到稿费。记得那时候我那大学毕业后当中学老师的叔叔月薪才56元。我拿着5元稿费，觉得很重也很兴奋，买了一大包甜酸雪梨糖分送给小蕙和同学们。一块新柳色的雪梨糖让我甜了许多日子，后来《南开大学报》又让我尝到雪梨糖的甜。
1979年春，南开大学学生文工团成立，我报考了话剧队，为的是继承“南开文明戏”的优良传统，这个舞台磨练了万家宝（曹禺）等名人。话剧队里中文系的同学少，中文男生只有我一个；历史系的女生柳犁把我看成话剧内行人，拉着我要好好讨论话剧队的首场戏，我推荐曹禺的小戏《原野》，柳犁就约我在阅览室读《原野》。我俩并排坐着，她读我递上的《原野》，她从桌面顺过一册摊开的杂志，那页是作家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爱情小说，页面上有两块翠绿色玻璃纸的雪梨糖。我把雪梨糖轻轻放进嘴里读《挣不断的红丝线》，分不清“红丝线”在我嘴里含着还是摆在眼前。小说写得情深意长，我把小说推荐给在《小说月报》当主编的父亲，《小说月报》转载，这小说更火了。
作为《南开大学报》通讯员，每周一我都会领到20份该报，然后分送我班每一间男生宿舍里，分送女生的报纸，在课间交给女生宿舍代表。我们班哪几位女生是同屋的，我搞得一清二楚，可惜没跟女生谈恋爱，也没得到新柳雪梨糖。一天，透着阳光我读《南开大学报》，看报上有一幅宣传公益的漫画，构图巧妙，人物鲜活，画者竟是柳犁，我惊呆了，她多才多艺。漫画忽而又变成翠绿色的雪梨糖牢牢抓住我的眼睛，幸亏我在上铺没人看到我傻傻的样子，而我失魂落魄。下定决心不让柳犁再找到我，她貌美而多艺，对我是压力。《南开大学报》送来的雪梨糖也像冰糖葫芦，甜里又带着酸，总之是一种美好的情调。
情调过渡到声调，是我参加《南开大学报》组织的通讯员会，那天是校团委书记赵耀民老师讲了话。赵老师是中文系1960年代大学生，我的大师兄。赵老师开口就说：“会写作是人生的要事。”他举了南开园里实例：数学系教师王梓坤，研究概率论，概率就是可能多与少的“率”。王梓坤爱写作，在《天津日报》频繁发表科普文章，集成很薄的书《科学发现纵横谈》，他把少的概率通过勤奋写作变成了多的概率，王教授被国家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担起更重要的担子。赵老师总结说：“写作就是锻炼头脑，是知识的综合运用！”
《南开大学报》使我收获很大，“写作就是知识的综合运用”贯彻到我一生，我积极为各报刊写稿，在写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还源于《南开大学报》为我打开了一扇闪光的门。
更甜美的是《南开大学报》也让我一次次尝到雪梨糖的味道。1980年春，南开大学在南开园南面的天津体育运动学校设施全面、场地宽广的校园里举办了全校运动会。《南开大学报》早早就通知我们这些各系通讯员要作好现场报道。我是一出发又带足了纸、笔，先熟悉了中文系站队的位置和《南开大学报》、校广播站联合组成的新闻站点的距离。结果一整天的运动会，中文系比赛得奖并不多，但是现场新闻站点播报的新闻稿一半是中文系的，也就是我供稿的。从中文系队伍到新闻站我开辟出一条“新田径赛道”，广播里隔一篇就是一份“中文系来稿”，班里同学都哈哈大笑：“咱中文系体育不行，这宣传力度真是‘方见英雄本色’，供稿快又多，什么内容都能写，这是咱专业强项呀。”体育委员罗更前脸上有光，就掏出许多糖果分给大家，女生们抢巧克力吃，我独独找翠绿色玻璃纸的雪梨糖。剥着翠绿色的玻璃纸我又暗暗地想到柳犁，不知她是否知道“中文系来稿”都是我写的。
身材高大的罗更前1982年毕业到新华总社工作，从文字记者转到了难度更高的摄影记者，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勤奋，在体育摄影方面挤入国际大腕儿行列，作品精当又精美，当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与主席邵华同志搭班多届。罗更前在摄影方面为南开大学和中国摄影争了光，2024年7月31日，刚74岁的罗更前突发心脏病去世，我听了十分悲痛，马上写了纪念他的文章。更要说的是罗更前的岳父就是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治病的大医生吴咸中院士。老爷子1925年生人，如今百岁吴院士还坐诊“悬壶济世”，而七十刚过的女婿则走了，实在令人扼腕心疼。不禁让我想起李商隐的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那份伤感是我们整个南开园都暗暗落泪的。罗更前走了，他给我的柳绿色玻璃纸雪梨糖却长存在我心里，我怀念他，雪梨糖变得很酸。
一份《南开大学报》、一位罗更前同学，使我想到李商隐的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我很想化身为青鸟，多回南开园“探看”老师和同学们。2024年元旦，我去恩师宁宗一先生家探望，在宁宅巧遇另一位老师，教我当代文学的张学正教授，我用手机自拍了三个人的合影，还萌生了写张学正老师的想法。似乎很多事都是缘分注定的，你有这个信念，机会将不期而至。
甲辰龙年春节，我把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际，1977级和1978级同学们出版的《青春回响》一书当作节日里的欢庆来捧读，其实我多次阅读此书，还写了书评。春节嘛，就找开心的事，此书里有中文系1977级同学2010年举办大型“谢师宴”的合影照，由于节日的欢愉，我目光从照片上的前两行老师的身上向后几排移动，看看当年风华正茂的同学们。蓦然，我在照片最后一排最靠右边两位男人的脸上停留了，其中一位很像是张学正老师。我用放大镜细看，果然是张教授，他竟站在最后一排学生堆里，我深受教育，提笔写了《低调做人与昂扬讲课——记张学正老师》，果断把此文投给了我青年时为我打开一扇扇闪光大门的《南开大学报》，我与该报续上了时隔46年的缘分。《南开大学报》在2024年9月20日“副刊”版登载了我的文章，不曾谋面的编辑通过宁先生要了我的银行卡，还给我汇来390元稿费，这是我第二次接到该报的稿费，这中间跨过了快半个世纪。我倒不感慨这份稿费，我心想写张学正老师是我做学生的本分，家父是开创《小说月报》的主编，我与张老师有过许多次当代文学话题的交流，我记写老师还不是应该的吗。《南开大学报》一次次为我打开一扇扇闪光的门，我与该报纸还有更深的缘分。
我是一个笨人，只能以勤补拙。于是就在当学生时参加了中文系学生文学社“南开园”的活动。
“南开园”积累的作品多了，系团总支门老师鼓励我们编印一册刊物，学生刊物只能油印，四人编辑部（1977级二位、1978级是我和林楠同学），我主事编务。向校团委、《南开大学报》社领取各种纸张，请同学设计封面，亲手油印套色封面，装订等等工作都是我负责，耽误了我许多读书时间，但是“累并快乐着”。《南开园》终于问世了，编委之一的赵玫同学后来成为天津市“作协”主席，是专业作家。我在学生食堂里用两张餐桌拼在一起，把《南开园》展出销售，积攒了一毛、两毛很多零钱，也就分寄给曾经给我们寄来杂志的外校大学生社团。《南开园》在1979年还加入了当年十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刘道玉任武汉大学校长时，给其中文系学生拨了两千元贷款由武大“珞珈山”首轮出版了《这一代》。《这一代》杂志是铅印的，命途多舛，套色封面中途变成单色，只装订了四分之三。该杂志匆匆寄给了我一批，由我借了三轮车从八里台邮局取回。在《南开校友通讯》集刊上，我发表的《南开大学对面的邮局》一文中披露过此事。1977级的朱同学与我商量，残缺的《这一代》就减价销售吧，我飞快地在南开园和天津大学里把《这一代》销给了这一代大学生，朱同学是带工资上学的，他个人补了一些钱寄还给《珞珈山》。我为销售《南开园》获得的钱召开了一个编辑部会，公平、公开地补给了朱同学一些钱。朱同学特意买了新柳色的甜酸雪梨糖来感谢我，浸着我心血的稚嫩《南开园》杂志便与新柳雪梨糖贴在一起。
朱同学后来越洋定居，柳犁也定居北欧，他们都没带上《南开园》；可是我对他们、对南开园的人和事，对《南开园》始终一往情深。为了迎接2019南开大学百年诞辰，我赶写了20万字的散文集《1978年，走进南开园》。出书必须严谨，为了搞清《南开园》杂志的具体问世日期，我可下了功夫，打电话、约人面谈，一遍一遍地翻阅《南开园》，希望得到一个新柳色的日期，终无所获。
我自己屡次搬家，处理掉许多物品和书信，唯独浸着“芳华”的《南开园》始终跟随着我。那是用一张旧报纸包着封面的，报纸已泛黄，边角也磨损，可我捧读她时心潮澎湃，那是我初恋。读《南开园》充当书签的是一张平整的雪梨糖翠绿色玻璃纸，妻子问起这张糖纸，我一五一十讲了，妻子摸摸我的脸，转天就给我买了许多新柳色的雪梨糖。
我则想再看看《南开园》深绿色的套色封面，就小心翼翼揭开了这张旧报纸。深绿色看到的同时，这旧报纸让我不由自主大吐一口气，这旧报纸竟然是《南开大学报》的头版，上面的出报日期赫然跳出——“1980年6月16日”！这期《南开大学报》的头版与《南开园》封面耳鬓厮磨、心心相印，贴面相吻，不曾离开。我眼睛湿了，妻子则轻轻靠在我肩头。这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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