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振明
《张元济全集》中收录一封天津陈宝泉（近代教育家）来信，该信写于1929年6月28日，言：“泉自北归后，诸务丛集，深以通候过迟为歉。兹抄呈范老自挽诗及泉所编范老事迹报告呈阅。归时晤严慈约君，曾道先生盛意。伊甚感激，云‘先父生平著作正在整理。俟家族会议后再决定刊云’，大约须在明春矣。”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3月15日，近代教育家严修逝世。在3月31日追悼大会上，时任天津特别市政府参事兼秘书帮办的陈宝泉作《严范孙先生事略》。6月，陈宝泉赴南京参加中山先生奉安大典，进而去上海考察市政，其间会见好友张元济（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在交流中，张元济得知严修逝世的消息，并有意为严修出版生平著作。陈宝泉回津后，向严修次子严智怡（慈约）转达，并把严修的自挽诗及《事略》寄去。陈宝泉在《事略》中谈到严修从政时代，注意延揽人才，“所荐拔者”第一位就是张元济。说到严修荐拔张元济，颇有故事要讲。
严修与张元济皆为光绪进士，共同热衷维新变法。严上书开设经济特科，张因参加百日维新被革职回到上海。说到二人的交际，《严修年谱》记：1902年8月，严修偕严智崇、严智怡赴日本留学并考察教育。11月归国，途径上海，“答拜张菊生（元济）”。那时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负责译书院并兼职商务印书馆。从“答拜”二字看，是张元济先看望了严修，而严修又作回拜。推测严、张二人由此开始交往。
1905年底，清廷废除科举，成立学部，任严修为学部左侍郎。1906年1月初，学部就绪，经严修提议，奏调张元济开复原官，任学部参事厅行走。一个被朝廷免职的官吏能够官复原职，可是一件大事，因此张元济对严修感激不尽。
同年3月，张元济到京。初在学部，后由外务部借调开办储才馆。不久，其痔疮发作，两次去学部向严修请假，未遇，故向储才馆请假三个月。回到上海后，他给严修写了一封信。称“元济樗栎散材，猥承荐拔，从公三月，毫末无裨。初意本不欲久居京华，重以折足复足之惧，故屡承慰留，而终思引退。前月廿二日亲诣衙斋，具呈乞假，会驺从未临，复踵门求谒，卒不获见，怅然而归。……”从这封信确认了张元济复出，是经严修的荐拔，并在学部工作三个月。此前，张元济不愿意来京，是因“重以折足复足之惧”，即担心戊戌罢官之事重演。信中还对学部章程、南方毁学的案件以及日本留学、奖励捐产办学等事，向严修询问。说明张元济十分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次接到陈宝泉的信后，张元济读陈宝泉《事略》，“感念老成，弥佩盛谊”，并对得知严修病逝消息稍晚，未能前去祭奠表示遗憾，为此特步严修自挽诗原韵，作挽诗《严范孙先生灵鉴》：“铜驼荆棘今何世，北学星沉已十旬。忽诵遗诗来远地，更怜吾党失斯人。弦歌百里声犹在，山木千秋道不沦。白马素车长诀别，临歧愧我未躬亲。”张元济在诗中将严修誉为“北学星”，感慨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人。并用“弦歌百里声犹在，山木千秋道不沦”比喻严修对后世的影响。
张元济不忘严修知遇之恩，在回复陈宝泉的信中，再次提出“将来纂次遗著，如有成议，尚乞见示为荷。”不知何故，出书之事并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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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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