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
2005年5月的一个中午，我想求职天津外国语大学，坐火车来到天津；顺便去了南开大学，见到了陈洪副校长、文学院的乔以钢、李瑞山两位教授。陈先生鼓励我未来应该加强理论修养，并欢迎我来南开大学工作。我表达了自己对于求职南开的惶恐，也担心入职档案会延迟。陈先生笑着说：“你这么积极想工作，还能不让你工作吗？”感恩先生！这是改变我一生的一句话。从那一刻起，我成了天津人。
《每日新报》访问我：“为什么从北京到天津来工作？”答案其实很简单，原本要留在北京师大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功，就来了天津；但是，答案也不简单，因为我从未敢奢望能够在“学府北辰”谋得一席教职。那一年八月暑假，我带着妈妈来到南开校园；蝉鸣声围抱校钟，新开湖的晚荷躺在阴影里小憩。妈妈跟我说：“你就在这里工作吧！就是这里了！”妈妈是老一代大学生，她心中的“南开”比现实中的“南开”还要崇高得多！
但是，在天津一晃18年了，我是不是天津人呢？这还真是一个难题。出门旅行，有人问，你哪里来的？我毫不犹豫答曰“天津”；但是，如果人家问，你们哪里人啊？坏了，犹豫了！不知道应该回答山东人还是天津人。时至今日，依旧如此。
细想来，因为“天津人”有非常独特的性格、口吻、做派和活法，这是天津城市文化传统的根基。天津人直爽。一位出租车女司机听说我是南开大学的老师，立刻问我：“你这是多么‘烦人脱壳’才行啊！”天津人爱搭茬。我在电台做“直播天下”嘉宾十几年。有一次，我搭的网约车正播放我的节目，结果收音机里说一句，司机师傅回一句，全程捧哏。天津人用幽默来对待一切。同事冯大健跟人聊天，人家说在动物园工作，大健立刻问：“笼子里面还是笼子外面？”快乐乃是天津人对抗生活苦难的“法宝”。一年夏天下大暴雨，雨后，天津人腿上绑着塑料板凳出来遛弯儿；路上积水的大木盆里坐着孩子，爹妈推着当船玩儿。少年人失恋要跳楼，“警察大伯”劝人家说：“多大点事儿？快下来吧，有啥看不开的？乐呵乐呵得了！”“乐呵乐呵得了”，万事都在这一句里化解。
不管是不是天津人，在天津待久了，慢慢就会打上天津“印记”。我虽然仍吃不惯煎饼馃子和嘎巴菜，但是，却开始炒菜喜欢放腐乳；我也学不来天津话的“哏儿”，却也不自觉傲娇地说：“介有嘛？！”做市委宣传部电影审查专家时，看到电影里有天津的城市影像就忍不住高兴，遇到银幕上那些黑社会、小偷小摸角色总说天津话，心里就来气：为啥总让坏人说天津话？朋友来天津大剧院看剧，被出租车司机绕道坑钱，我听了恨得牙痒痒，恼怒“天津形象”被个别贪小便宜的给玷污；无论在哪，遇到天津籍作家，忍不住就想套近乎，想问问人家咋写的天津卫精神；五大道民园体育场有大爷乱收外地车停车费，一怒之下我就上去理论吵架……四十多岁的时候，我竟然还在天津火车站跟拉黑活儿的司机论过拳脚功夫，少年时莫家拳的窝心脚，让知道我身份后的警察眼神怪异，黑活儿司机也吃惊地看我半天——我这也算为天津形象作过战了吗？
细想来，津门十八春，两鬓染着这个城市里的人对我的宽容、偏爱和期待。
2008年，我邀请天津师范大学的夏康达先生来南开参加我主持的“南开文学名家论坛”。他是学报主编，这份学报是当时天津少有的几家CSSCI期刊之一。席间，他听了我的发言，忽然俯身过来悄悄问我，能不能给他主持的“新世纪小说研究”写稿？可以每年写！我受宠若惊！一个年轻的副教授，被核心期刊主编约年稿，这还是平生第一次。我写了《从娱乐到傻乐》，提出“傻乐主义”，引起国内反响，夏先生非常高兴，不断电话跟我聊选题、聊想法，对于我的奇思怪想从来都是宽容鼓励。“孤身一人走津门”，那个时候的少年狂傲与内心卑微并存。而夏先生瘦瘦的脸上温和的笑，让我觉得有了一个自家长辈就在天津。年轻时不懂爱惜羽毛，写文章有重复，被人诟病，自己也觉得羞惭。夏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将军赶路不打兔！”我深陷泥泞，他指给我满天星光。
夏先生原籍不是天津，但在天津生活了一辈子，代表了天津这个城市的宽和悲悯。在这里，鲜有落井下石而偏多仗义执言。很多人对天津人印象不好，我觉得有影视作品的原因，也有个别天津人坑蒙拐骗的原因。但是，大部分天津人却以天津为家，惜其整洁，洁身自好，有一种“这个城市就是我的”的感觉——天津人总喜欢说“咱天津卫……”，这点自豪感在其他地方还真是少见。正是天津人的性格养成了天津城市的性格：喜欢一点亲和感，不太欢迎现代社会的科层制；总觉得朋友比上下级关系更重要；很少羡慕，却常常牢骚；欢乐的事情不多，却总在欢乐中；吊儿郎当却一身正气；抠抠搜搜又大大方方；在大家都觉得悲观失望的时候，一通数来宝就化尴尬为微妙一笑……
在严肃紧张的时刻，这个城市总能显出一点出世的聪明和玩世的智慧；在惶恐不安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总是展露温馨的笑容。
评教授之前，耿传明老师专门跟我说：“你肯定行！”
有段日子眉目间的失望和沮丧似乎已隐藏不住，高迎进老师突然给我写了一幅字：“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紧张地躺在胸科医院手术室里，主刀的孙大强院长过来跟我聊天说话，云淡风轻，轻松自如，瞬间让我觉得原来没啥大事！站在手术室外的“天工大”的郑勇却因为不知道为啥手术时间这么长而坐立不安。
2008年我过生日那天恰好上课，二百多人的教室突然满座。下课时，大家喊了一声“老师生日快乐”，教室里响起来生日快乐歌；仿佛是2014年，我在学校小礼堂讲座，如今已经故世的艾跃进教授听说我恰逢生日，立刻买来蛋糕，站在舞台中央跟几百名学生一起合唱生日快乐歌……我没有生在天津，却在天津享受了最难忘的“生日快乐”，宛若重生。
六年前，市政协文史委召开天津历史街区保护讨论会，我写了《立足近代性，打造天津历史文化新形象》建议，提出“走天津街区，看近代中国”和“百年中国看天津”的说法。后来在很多场合听到这两句话，忽然觉得吾心甚慰！也因为这点点欣慰的幻觉，觉得若再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我至少可以这样答：“我是天津的人！”
嗯，我肯定不是天津人，但是，我是天津的人。未长于斯，却立身于此；天津是我看待世界的窗口，也是我感受人生的角度——求职时，陈洪先生的话也许还能有这样一层读法：你想跟天津站在一起，还能不给你腾个地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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