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志勇
2022年8月14日，我国著名日本史专家、南开日本研究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俞辛焞教授因病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俞辛焞先生的一生波澜壮阔，他从一名革命军人成长为学术精英，颇具传奇色彩。而他呕心沥血、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南开日本研究事业的劭德高风，更令我们难以忘怀。
俞辛焞先生1932年9月22日出生于朝鲜的咸镜北道，幼年时随父母举家迁居到我国吉林汪清。俞先生的少年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时代度过的。那时学校只能讲日语，不许讲汉语，也不允许朝鲜族人使用本民族语言，这使俞先生非常郁闷和愤慨。1945年8月15日，我国迎来了抗战胜利，终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1950年俞先生高中毕业，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国家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俞先生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在战火中成为一名志愿军炮兵中尉，并在战场上荣立战功。1952年俞先生在战场上身负重伤，被转运至北京养伤。养伤期间，他努力学习汉语和文化知识。朝鲜战争结束后，俞先生于195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8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完成了从一名革命军人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转变。由于俞先生日语基础较好，加上本人又是朝鲜族，懂朝语，即被在历史系主讲亚洲史的我国著名亚洲史和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选中做了助教，由此开启了俞先生60余年日本史研究的人生之路。
1964年，根据周总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俞先生协助业师吴廷璆先生在历史系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日本史专门研究机构——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校日本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建室之初，研究条件非常艰苦，资料奇缺，又无对外交流。即便如此，俞先生还是和研究室的其他同志一起，克服困难，进行了一些适应时代要求的日本研究，为我校的日本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学术研究迎来了春天。1988年，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事业的发展，俞辛焞先生积极汇集全校日本研究力量，成立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开展对日本的综合研究。俞先生被学校任命为中心首任理事长和主任。中心是个虚体，没有办公场所，没有科研经费。面对困难，俞先生决心走自力更生之路，他不辞辛劳，带领中心成员想方设法筹集日本研究中心大楼建设资金。资金到位后，俞先生又身体力行，全力投入日本研究中心大楼的建设中。从大楼选址到设计、施工、监理、一直到落成典礼，他全程参与、负责，倾注了巨大心血。为了用好来之不易的捐款，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俞先生几乎天天到施工现场监督。为确保工程进展顺利，俞先生甚至用自己的钱垫付工程款，给施工的工人师傅买肉买菜改善生活。在俞先生和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日本研究中心大楼于1994年6月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从此，日本研究中心有了独立的科研大楼，为我校的日本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硬件基础，在国家211工程评审中受到了教育部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在进行日本研究中心硬件建设的同时，俞先生还积极活动，争取科研经费。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正是我国高校办学经费最为困难的时候，国内经济状况也不好，筹集经费十分困难。于是，俞先生就将筹款目光放在了经济状况良好的日本。在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研究中心先后获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大阪万国博览会、日本经团联等机构以及日本友人江口圭一、吉永正藏等人的资助，合计总额超过二亿日元。这些资助对日本研究中心初创时期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天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就是在当年日本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发展成为全国高校日本研究的排头兵，与俞先生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俞先生，就没有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发展的今天。
俞辛焞先生非常重视人才建设，他不仅倾注巨大心血培养校内人才，还积极主动招揽校外人才。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日本研究迎来大发展的难得机遇，但当时的日本史研究室长期受到“文革”的冲击，研究人才短缺。为了尽快充实研究队伍，俞先生受南开大学和业师吴廷璆先生之托，广泛网罗校外日本研究人才。他克服种种困难，从各地相继调入了武安隆、王家骅、刘予苇、王振锁等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加入日本史研究队伍，大大增强了南开日本研究的实力。此后，又吸纳杨栋梁、李卓、赵德宇、熊沛彪、宋志勇等年轻优秀博士留校充实日本史研究队伍，使南开的日本史研究队伍和研究水平居于全国高校的领先地位。正是俞先生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南开的日本研究队伍薪火相传，长盛不衰。2003年，日本研究中心又在杨栋梁教授的带领下，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家综合的院级实体研究机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长期保持了在全国高校日本研究的优势地位。
俞辛焞先生作为学者，终身致力于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并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勤奋耕耘，著作等身，共出版著作8部及十卷本《俞辛焞著作集》，发表论文一百多篇。特别是他利用大量第一手日本档案资料撰写的《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等著作，勇于开拓创新，解明或纠正了许多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观点，深化了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科学研究奖。俞先生的上述成果，都是他兢兢业业、辛勤劳作换来的。俞先生学术成就最大的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而支撑这一成就的是第一手的日本外交档案资料。在多次日本访学期间，他几乎都是日本外交档案馆的第一位来馆和最后一位离馆的读者；许多档案不能复印，他完全靠手抄录了一张张密密麻麻的外交史档案资料。他省吃俭用，把节约下来的生活费购买或复印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俞先生利用自己高水平的日语优势，先后用日语撰写出版专著3部，在日本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日本史》《历史评论》《世界》等学术刊物发表日语论文三十多篇，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扩大了南开和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在一些近代中日关系史的重大问题研究中为中国赢得了重要的学术话语权。基于俞先生在国内外学界公认的学术影响力，他先后被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生前一直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的顾问。
俞辛焞先生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日本史研究的人才培养，长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多门课程，受到一致好评。他将自己一生积累的研究心得无私地传授给青年教师和学生，帮助他们顺利成长，少走弯路。他重视外语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上研究生课时坚持用日语授课，同学发言也要求用日语。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指导的研究生的日语水平特别是专业日语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为留学及与日本学者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职期间，俞先生亲自指导培养了十多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都学有所成，其中多人成为我国日本史研究以及其他领域的栋梁之才。俞先生对青年学生没有门户之见，不管是他名下的研究生还是其他老师名下的研究生，他都一视同仁，热心指导，因而得到了中心所有研究生的敬重。得知俞先生去世的消息后，许多毕业的研究生都追忆起研究生时代俞先生的谆谆教诲，表达对俞先生的深切悼念之情。
开展外国史及国际问题研究，对外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学术界比较封闭，国际学术交流极为稀少。1978年中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学术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交流机遇。俞先生审时度势，投入巨大精力开展对外特别是对日学术交流活动。从开放国门不久的1980年起，他先后20多次出访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开展学术交流。俞先生不仅仅注重自己个人的学术交流，而是时时想着南开，以极大的热情为我校和日本的学术交流牵线搭桥，先后邀请日本著名史学家京都大学井上清教授、早稻田大学大畑笃四郎教授、名古屋大学芝原拓自教授、庆应大学山田辰雄教授、爱知大学江口圭一教授、联合国大学细谷千博教授等来访讲学，介绍日本及国际日本史研究的最新信息，为我校日本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生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大帮助。与这些学者的交流，还促成了早期我校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国学院大学等校际交流协议的签订，俞先生为南开大学国际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载入了南开史册。除高校外，俞先生还在1980年代后期与进入中国不久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建立起了联系，争取到了该基金会对南开日本研究的持续大力的支持，为改革开放后我校日本研究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俞辛焞先生晚年身患重症，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长期与病魔搏斗二十余载，寿至九十高龄，可以说创造了人生的奇迹。俞先生终生致力于我校日本研究事业的发展，一直到去世前夕，还与日本研究院的领导商讨今后的工作，令人感动。今天，俞辛焞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我们会继承俞先生的遗志，把他呕心沥血创建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事业继续发展下去，保持全国领先，争创世界一流，以告慰俞先生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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