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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飞
1926年，著名数学家、前南开大学副校长吴大任从南开中学毕业，是全校免试保送上南开大学的三名毕业生之一。此时，南开大学已拥有一支由著名专家学者所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理科尤其人才济济，如化学教授邱宗岳，物理教授饶毓泰，数学教授姜立夫，气象学教授竺可桢，都是各个学科领域内的精英人物。吴大任有幸受教于这些名师。当时数学系只有五名学生，吴大任和陈省身学得最好。姜立夫先生很高兴，又开了一些高深的课程，但要求只有主要专业课成绩在80分以上的学生才能选修。吴大任在回忆姜立夫先生的讲课时，这样写道：“他就像熟悉地理的向导，引导着学生寻幽探胜，使你有时似在峰回路转之中，有时又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不感到攀登的疲劳。听姜先生讲课是一种少有的享受。”
1926年，著名数学家、前南开大学副校长吴大任从南开中学毕业，是全校免试保送上南开大学的三名毕业生之一。此时，南开大学已拥有一支由著名专家学者所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理科尤其人才济济，如化学教授邱宗岳，物理教授饶毓泰，数学教授姜立夫，气象学教授竺可桢，都是各个学科领域内的精英人物。吴大任有幸受教于这些名师。
一
吴大任进入理科，第一年不分系。他的兴趣十分广泛，不仅喜欢数学、物理，还热衷其他一些课程，例如邱宗岳教授的“定性分析”、竺可桢教授的“地学通论”，都使他感到其乐无穷。
暑假里，吴大任到图书馆借了不少无机化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书籍。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人仰观天象，同书上的星图逐一对照
……
二年级分系时，吴大任进入物理系。课余，他撰写科普文章。处女作《光之追越》刊登在校内的《理科学报》上，物理系系主任饶毓泰教授看到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
吴大任常常到理科阅览室，翻看美国物理杂志《物理评论》。一次，他读到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关于发现宇宙线的报导及其对宇宙线来源的最早分析。当时宇宙线尚未定名，吴大任便写了一篇题为《大宇中的高频辐射》的文章，又一次在《理科学报》上发表。饶毓泰先生拿着学报，显得异常激动。他愿意重点培养这名出手不凡的学生。
尽管吴大任非常喜爱物理，但到了三年级，他还是怀着对物理系的依恋之情和对饶先生的深深歉意，转到了数学系。转系以后，他仍然继续选修饶先生的“理论力学”和“现代物理”。吴大任之所以转到数学系，是因为他被数学系教授姜立夫的精彩授课所吸引。
姜立夫先生知识渊博，讲课得心应手，举重若轻，引人入胜。姜先生从不写讲稿，也不用课本，上课时往往只带一张写着简要提纲的日历纸。他总是离开教材和提纲讲解，提纲只起个备忘作用。一次，当姜先生讲到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忽然将左脚向右脚一并，同时叫了一声：“All right！”（好啦！）随着先生的情绪和举动，学生们立刻受到强烈感染，也都兴奋起来。整个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
对于授课细节，姜立夫先生同样很重视。通过一些细节以助提高教学效果。例如板书，他有很强的计划性，写黑板时总是边说边写；在黑板上绘图，也是边画边讲，从不哑场。光线从教室左侧窗口射入，他站在教室的左前方讲授。这样既面对学生，又便于学生看黑板。他让学生的思路紧紧跟着自己的思路。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姜立夫先生花费了大量心血。
当时数学系只有五名学生，吴大任和陈省身学得最好。姜立夫先生很高兴，又开了一些高深的课程，但要求只有主要专业课成绩在80分以上的学生才能选修。
吴大任在回忆姜立夫先生的讲课时，这样写道：“他就像熟悉地理的向导，引导着学生寻幽探胜，使你有时似在峰回路转之中，有时又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不感到攀登的疲劳。听姜先生讲课是一种少有的享受。我认为只有站在相当的高度，又吃透了课程内容，才能做到。”
二
姜立夫1890年生于浙江平阳县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兄嫂抚养长大。他天资聪颖，成绩突出。1910年6月，中学尚未毕业就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备取生。次年，他作为第三批“庚款”留美生，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数学。此时，姜立夫就立志要把现代数学移植到中国来。他认为中国需要科学，而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对学生们说：“我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去留学的，那其实是全国人民辛勤劳动所积累。我应当为全国人民做些好事，把西洋数学搬回来。因为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中国需要科学，我愿把一生献给数学。”
1915年姜立夫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1918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受聘为哈佛大学助教。1919年5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二名数学博士（第一名数学博士是胡明复），在几何学方面有了相当的成就。这年10月，姜立夫的哥哥在故乡突然去世，留下一个12岁的儿子和一个9岁的女儿。姜立夫抑制着内心的悲痛，立即辞去哈佛大学的工作，回国料理后事，并担负起抚养、教育遗孤的责任。
转年，姜立夫先生应张伯苓校长之聘，来到刚刚成立半年的南开大学任教授。他全力以赴创办了南开数学系。这是中国继北京大学之后的第二个数学系。建系之初的四年中，只有姜立夫一个教师。他每学期要讲授八门主要专业课和选修课，还得承担全校理科的公共数学课，又要处理各种行政事务。当时南开数学系是个名副其实的“一人系”。后来姜先生回忆说：“一人包一个系，我感到吃力。”尽管如此，他的课却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质量。
这种忙碌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24年，姜立夫先生的第一个弟子刘晋年毕业留校任教，他才有了个助手。但在很长时间里，最主要的数学课程仍然由姜先生担任。为创办数学系，他付出了很多心血。
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成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姜立夫先生培养的学生中，不少后来成为闻名中外的数字家，例如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陈省身、孙本旺等，而陈省身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姜立夫先生虽然没有留下等身的著作，但他一生教出很多优秀人才。如果要准确地给他一个头衔的话，可以称他为数学教育家、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
三
1930年夏天，吴大任大学毕业。全校毕业生中被列为最优等的共有三名，分别是吴大任、陈省身和化学系的张志基。
当时吴大任、陈省身得知，清华大学从这一年起创办研究院并开始招生。两人决定同去报考，且都被录取。那年清华共录取十几名研究生，而数学系仅两名。
吴大任因为家里出了点意外的事，暂时不能到清华念书。一年后，他到清华复学。陈省身在清华随导师孙光远教授攻读投影微分几何，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吴大任在清华却感到并不理想，对导师提出的第一个研究课题，他认为是明显没有科学意义的。因此他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挫伤。
1932年秋天，南开大学数学系唯一的一名助教出国了，姜立夫先生了解到吴大任在清华的情况，便同他商量，问他愿不愿回南开当助教，吴大任当即表示同意，马上中断清华的学业返回母校。他为姜先生当助教，不仅学到许多专业知识，还能学到怎么做人，心情格外愉快。
同姜立夫先生相处的那段时间，吴大任更加被他的人品所感动。姜先生已经把故乡的侄子、侄女接到天津，让他们俩分别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中学毕业后，他们都考上南开数学系。尤其侄女姜淑雁成绩更是优异。在姜立夫先生的精心培养下，两个孩子全都成才。
1933年7月，报上刊登了一则十分引人注目的消息：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一届留英公费生，年限三年。吴大任还没决定是否报考时，姜先生就来找他，对他说：“你应当去报考，这个机会十分难得。”接着又补了一句：“董事会让我出数学考题，我没有答应。”
吴大任马上领悟了姜先生这番话的含义。老师的期望鼓舞着他，他去报考了。数学专业唯一一个名额被吴大任一举夺得，使他得以到英国留学。
四
姜立夫先生曾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最早开路的人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在他学成回国、风华正茂的十几年间，以全部精力培养高质量的数学人才，直到1934年秋天，他才到德国汉堡大学进修，准备开始新的研究。
恰巧吴大任和妻子陈已同（也是姜先生的学生，1928年考入南开数学系），已由英国伦敦大学转到汉堡大学继续深造。两个学生和姜先生能够经常见面。一次，陈已同问起在美国留学的师妹姜淑雁。
说起姜淑雁，她是姜先生的骄傲。1934年，她从南开数学系毕业后，获得哈佛大学女校拉迪克来夫研究院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1936年毕业，姜淑雁准备和男友取道欧洲回国。她来信希望叔父在汉堡为他俩主持婚礼。看着一手带大的侄女事业有成、并将建立家庭，姜先生感到无比欣慰。1936年夏天，他亲自为这对新人主持了婚礼。
吴大任夫妇早就知道，姜先生出国留学前已经完婚，那是小时家人给他订的亲。婚后不久，妻子病故。姜立夫回到故乡时，成了“洋状元”。求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婚。
参加完姜淑雁的婚礼，陈已同对姜先生说：“淑雁都成家了，现在姜先生也该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吧？！”姜先生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们不知道，我还有一个老情人！”两个学生大为吃惊，不免想问个究竟。姜先生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我说得太多了。”两个学生不敢再问。
姜立夫先生主持完侄女的婚礼，他在国外的进修也已结束。回国后，姜先生先到上海。这年10月，他和相识了二十多年的胡芷华女士（胡明复之妹）举行了婚礼。胡芷华年龄比姜立夫小十多岁，因此有些学生同姜老夫子（学生对他的昵称）开玩笑：这么多年其实是在“等待新娘的成长”。
这时吴大任和陈已同才恍然大悟，原来姜立夫先生是为照料、培养侄子和侄女，直到46岁才再婚！ 看来胡芷华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愿成全姜先生而做出牺牲。婚后，他们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姜伯驹继承父业，如今是著名的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吴大任心目中，姜立夫先生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学问，都是崇高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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