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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知遇之恩永不忘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20日 第7版发稿时间:2022-06-05 11:25

 

  作者:宁稼雨

  敏泽先生离开我们十八年了,但他在我心中的学术地位和我对他的感恩之情,却随着岁月流逝与日俱增,愈加深切。

  从踏入学术殿堂起,敏泽先生在我心目中就一直是泰斗级的学者。从来没敢想过,我能跟敏泽先生有什么近距离接触,更不敢想象我一个后生晚辈,竟然能够得到他的亲炙教诲、热情鼓励与高度评价。然而,这一切梦境般的奢望竟然都成为了现实。

  一

  最早知道敏泽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本科“文学理论”“马列文论”和“《文心雕龙》”等选修课上,大致知道他在国内文艺理论和古典文论界是享有盛名的一流学者。在我准备考研而系统整理备考科目“文学理论”时,又再次巩固和加深了这一印象。

  第一次见到敏泽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研期间。那个时候,从南开到整个学界,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各个学科的领衔和知名人物频繁在校园出现,做各种学术讲演和报告。应当时南开中文系邀请,《文学评论》主编敏泽先生前来讲学,地点是在主楼111大阶梯教室。那次他讲的是什么题目,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有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和感触。一是他的着装和形象,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在一些正式场合,一般学者以西装领带为多,但敏泽先生还是一身看上去有些年头的中山装,发型也是比较传统的短分头式,显得严谨而规矩。二是整场报告理论思辨性极强,材料扎实,他引经据典而又妙论迭出。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崇拜感,并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见到敏泽先生,已经是2000年。这一年,由罗宗强先生牵头,南开中文系主办召开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规格比较高,最初由台湾成功大学发起,后来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主办过。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者,我受命担任这次会议的会务总管。罗宗强先生特别嘱咐我,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需要特别照顾,其中就包括敏泽先生。因为第一次见面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也十分乐意承担这份差事。除了接站送站外,会议期间,从明珠园宾馆到会场所在的范孙楼章阁厅,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我陪同敏泽先生往返。路上的话题也就从第一次在南开见到敏泽先生说起,之前对他的崇仰之情,终于有机会得以表达。

  敏泽先生也非常关心我的情况,不仅问我师门背景,还仔细询问我具体的研究方向和相关成果。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之前不久,我刚刚以自己承担的一个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完成了40多万字的在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士族之魂——〈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敏泽先生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于是便更加仔细地询问相关情况。我向他全面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框架和自己感觉有新意之处。

  因为我在论文中将敏泽先生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列为参考文献,还就几个玄学与人物品藻中的范畴概念向他做了进一步请教。论文答辩已经顺利结束,我就是想把自己的学术状况向这位我崇敬的学术前辈做点汇报。没想到,我的汇报好像引起了敏泽先生更大的兴趣,他问我论文是否还有多余本,他想看看。这让我非常意外,完全没有想到我陪同先生的路上闲聊,竟然引起这位学界“大咖”的如此关注、重视。于是,转天我就给先生呈上一套(两册)论文打印稿。他对我说:此文很重要,现在来不及细看,容我带回北京细看。我看敏泽先生是真心诚意想看拙文,便斗胆向先生提出了请求:论文答辩虽然完成,但还有很多问题、毛病需要打磨修改。真诚期盼能够得到您的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同时也向先生表示,此文修改后打算出版,如蒙先生不弃,可否赐序一篇?敏泽先生没有马上答应,说:我先回去看完再说。

  

  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我接到敏泽先生打来的电话。他用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自报家门:“我是敏泽。”因为完全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敏泽先生会给我打电话,我生怕弄错了,又谨慎地向他确认一句:“请问您是?”他又略微增大音量重复了一遍,我才敢相信这个事实。电话中,敏泽先生跟我说了三件事:第一,书稿质量非常好,很有学术价值,乐于作序;第二,当下如此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罕见,应尽快出版,他也尽力帮忙;第三,在等待出版的期间,他会进一步仔细阅读书稿,待出版事宜敲定后,尽快完成书序。

  敏泽先生的电话真是让我万分震惊、万分激动。我和先生之前素无私人交往,会议期间短短几天的交往,竟然能使这位顶级学者对拙稿如此青睐。我深知,他看重的不是人,而是学术。他这种以学术定高下的高风亮节正是中国学界脊梁的正能量所在。

  更让我感动的是,敏泽先生不是说说就完事了,而是身体力行,落到实处。他给他的得意门生、当时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领导岗位任职的党圣元先生打电话,交代此事,要党先生务必设法协助拙稿出版。党圣元先生谨遵师命,先后联系过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几个出版社,竭力推荐拙著出版,可谓费尽心力。但21世纪初那几年正是中国出版界最困难的时候,学术著作的出版如果没有经费赞助,简直比登天还难。我这本书稿尽管是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但90年代的项目经费只有一万多元,其中多半已经为买项目图书所花费,所余经费距离出版社需要的额度相距甚远。我本人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付那笔经费。所以,敏泽先生这番盛情和努力没有如愿达到目标,但他的这番深情厚谊却让我感铭不已,刻入灵魂。

  大约过了两年时间,南开大学出版社终于决定将我的书稿列入“南开人文库”出版。我赶忙把这个喜讯报告敏泽先生,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序言。他在信中写道:

稼雨同志:

    序总算写好了,写得不很理想,主要是书读过的时间太久,好多想法模糊了,缺乏感性知识,请谅解。本想读读大作《传神阿堵,……》,增加点感性知识,但无法将之用于《世说》,真遗憾!写得不好,但是是尽心了的。

    书总算要出了,实在不易,这总算一件值得庆幸之事,遗憾的是我未能给它出力。

    从你的书看,你知识专广,学风扎实,辨析精细,思辨性较强,这一切都是很难得的,相信在学术上你必将会有更为突出的贡献。

    匆颂

    撰祺

    敏泽谨上

    28/2

  手捧先生手书,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看到“遗憾的是我未能给它出力”一句,我不禁热泪盈眶。背后已经为此使出浑身解数的顶级学者,竟然谦逊内疚,这让我感受和体会到他的纯净心灵与宏大胸怀。

  

  如果说这句“未能给它出力”是敏泽先生的谦虚所在的话,那么上段那句对书序撰写所作“是尽心了的”是否属实,则完全可以从先生的大序中得出准确答案。

  读了稼雨先生的近著《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一种欣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近年来,关于魏晋士人的品格风度之类的研究著作颇为不少,并且也不乏具有这样那样独至之见之作,但求实地说,此书之出,却将这类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精神史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世说新语》中所呈现出来的魏晋士人之人格精神,及其形成和发展,不仅独辟胜境,拓展了现有的研究领域,而且是抓住了魏晋士人品格、风神研求之要言,颇具创见。文贵自得,独创性是学术研究(其实一切属于精神性创造之科学和艺术都不例外)之生命力和灵魂所在。刘融斋所说的“阐前人之未发,扩前人之已发”是“明理”文之“二要”,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不刊之论,移以评稼雨之作,可以谓当之而无愧。

    ……

    我本人在以往学习治史的过程中,曾有一点小小的体会,即:研究美学和文学思想史,在对一个时代的美学和文学现象的外部(即“知人论世”中的“论世”)进行考察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深入地揭示出那一特定时代的精神心理气候的独特特点(它是由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时尚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来,这对于深入揭示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旨趣及价值追求等等,都是一种无形的、却是十分重要的途径。但自己由于学浅识陋,心虽企慕,却并未做出什么实绩。稼雨之作,对于我来说,在这方面也是一种很好的启示。他通过《世说新语》对于魏晋士人精神心理的精确分析,不仅仅是对于《世说新语》本身研究的深化,它对于更深入一步地揭示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史、美学史、文学史,也必然产生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

    说到这里,很自然地会令我想起了一个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研究分工日细,条分缕析,画地为牢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严重地局限着研究者的视野,使之常常很难以纵览全局,更不要说大的开拓了。稼雨此书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视野开阔的特色,自然出于深入而多方面的剖析、论证其主题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对于我们克服上述现象,未始不是一项很好的借鉴。

    敏泽

    癸未春日于偏远楼

  此前,这部书稿曾经作为我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进行答辩和申请学位。论文的外审专家有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及北京大学的白化文先生、祝总斌先生、周先慎先生、张少康先生。几位先生从不同角度均对拙文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答辩委员会综合几位专家评价意见,形成答辩决议。无论是几位专家的个人评价,还是最终答辩决议,与敏泽先生的序言都高度地吻合。从序言的内容可以看到,从书稿全局的创新价值把握,到具体的微观细节考证,事无巨细,敏泽先生都能认真关注并思考,将其抽象归纳,上升到理论层面给予价值评估。

  其实,仅从序言原稿的形态,就足以看出敏泽先生的“尽心”程度:原稿为敏泽先生亲笔手写稿,总共六页,不仅每一页都经过剪裁粘贴拼接而成,而且每一页少则三五处,多则七八处修改、调整的痕迹。从中不难看到敏泽先生对此序言下过多大的功夫,有过多少缜密细致的思考。正是由于这些“尽心”的艰苦工作,才使得该序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地点出拙稿的学术价值所在。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对拙稿学术创新价值的认定。作为全国文学研究领域最高级别学术刊物《文学评论》的主编、《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作者,敏泽先生在统揽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研究全局的基础上,敏锐地看出拙稿从精神史的角度研究《世说新语》的学术创新价值所在,并明确提出,“但求实地说,此书之出,却将这类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里固然有奖掖、提携后进的用心,但以敏泽先生那样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品格,尚不至于盲目抬高和肉麻吹捧。其二是他对拙稿方法论意义上的影响和借鉴作用的肯定。这部书稿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打通文史哲研究的壁垒界限,从精神史角度对《世说新语》内容所涵盖的魏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分析研究。敏泽先生谦逊地认为,这种方法不但对他自己有启发作用,而且对打破当时学界画地为牢的封闭研究状态也具有借鉴作用。这种学术眼光也只有他那样的学术视野和心胸,才能够认识到、掂得出。

  

  时光如梭,敏泽先生的序言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也即将进入尾声。回首往事,重读这篇序言,不仅能够重新感受到他老人家那份提携后学的拳拳赤子之心,而且也由衷感激敏泽先生对我学术成绩的厚爱和鼓励。今生今世,能有敏泽先生这份知音厚爱和热情鼓励,我死而无憾矣!

  然而,面对敏泽先生,我还是有些遗憾和内疚。其一,该书出版后,我很快给他寄去样书。因出版社将序文作者的稿费包含在全部微薄稿费中,我同时向敏泽先生汇报给他寄奉稿费的方案。他收到样书后,很快给我打电话,一来祝贺该书出版,二来表示坚决拒收稿酬。先生如此高风亮节,更是让我倍加感动和感恩!但没能让敏泽先生得到应得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劳动报酬,是我心里难以抹去的遗憾。

  其二,就在该书出版后不到一年,2004年1月,我突然收到文学所敏泽先生治丧委员会寄来的讣告,得知敏泽先生逝世的消息时,遗体告别的时间已经过去。本来得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悲痛消息就难过不已,又因错过遗体告别时间,没能去北京送别敏泽先生,更是让我心如刀绞,悲痛万分,感到这才是让我遗憾终生的大事。

  从敏泽先生离世开始,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冲动,一定要把敏泽先生对我的学术知遇之恩写出来与世人分享。但几次打算动笔都没有成功。原因都是我无论想怎么写,都感觉难以把敏泽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学术水准写好,尤其是难以把我心底对敏泽先生的尊敬、感恩之情表达完美。这一拖就是十八年过去了。

  近年来,随着年龄变老,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虽然怎么写都写不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如果此生最终未能写出这篇文章,岂不是一个更大的遗憾?于是,我在繁忙的工作中,终于挤出时间完成此文,献给九泉之下的敏泽先生。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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