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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才子张彭春
来源: 南开大学报 第1432期(2022-05-15)发稿时间:2022-05-17 16:25

  □龙 飞

  

  
       张彭春是张伯苓校长的唯一胞弟,1892年4月22日生于天津。当时父亲张久庵已经59岁,年届花甲又得一子,不禁欣喜万分,给婴儿取乳名“五九”作为纪念。后来家人把“五九”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九儿”。“九先生”的雅号即由此而来。
  1904年,张彭春成为南开中学堂第一届学生,与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同班同学,也是好友。
  张彭春于1910年参加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考试。全国有四百多名学生应考,最后录取72人,他以第十名成绩考中,与胡适、赵元任等赴美留学。张彭春进入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课余的兴趣是研究戏剧。他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自称正是由于易卜生,使他爱戏剧胜于爱哲学。
  1915年,张彭春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在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工作了一年。回天津后,他被南开学校委任为专门部主任。
  这时的张彭春风华正茂,风度翩翩。大家叫他“九先生”,年长者和熟人直呼他“张九”,学生们称他“九先生”,背后也叫他“张九”。
  当时南开的新剧活动正蓬勃开展,每逢节日都要演戏,成为学校的传统。由于九先生擅长戏剧早已名声在外,立即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他上任后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将学校的新剧活动推上了发展的新阶段。当时国内还没有建立导演制度,九先生将西方正规的导演制度用于南开新剧团。
  南开大学建成于1919年。在创办大学的工作中,张彭春作出很大贡献。早在1916年他就提议创办大学,这与张伯苓、严修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被任命为南开大学筹备课主任,起草《南开大学计划书》,被张伯苓称作“南开大学的计划人”。
  张彭春不仅是创办南开大学的倡议人,重庆南开中学的建成也得益于他。1936年华北局势危急,张伯苓萌生了在后方建立南开分校的想法。他同弟弟商量,张彭春认为最好的地点是西南一带。张伯苓接受了这个建议,很快就在重庆郊区沙坪坝创办南开分校,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1917年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大学赴美进修、考察一年,委托25岁的弟弟担任代理校长。
  为适应大学部的教学要求,张伯苓资助弟弟出国深造。张彭春于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威。

  

  
       1923年张彭春回国,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在哲学教育系执教,兼任中学部代理主任。课余,他依然为南开新剧团倾注心血,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莫里哀的《悭吝人》、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契诃夫的《求婚》等世界名剧搬上南开舞台。
  排演《国民公敌》时,张彭春忽然接到直隶督办、奉系军阀褚玉璞发来的禁演令。此人土匪出身,野蛮愚昧。他听说南开排演了一个姓易的人所写叫《国民公敌》的戏,一口咬定这个剧是攻击他的。大家看到这纸命令,觉得既可气又好笑,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停排。而九先生却不甘心就此罢休。转年3月是易卜生诞辰100周年,他渴望演出此剧,以纪念这位近代戏剧之父。经过一番思考,他将剧名改为《刚愎的医生》,戏就顺顺当当演出了。九先生同他的哥哥一样,绝顶聪明,足智多谋。这件事让大家长了见识,看来剧名是大有学问的。
  张彭春任中学部主任时,一天下午,通知全体学生到大礼堂。学生们只见九先生拿着一张唱片,讲台上放着一台留声机,大家猜不透今天要开什么会。当全体学生坐好后,九先生说:“今天请大家来听一支歌,歌名叫《伏尔加船夫曲》,是由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演唱的。”然后简略介绍了船夫们唱歌时的自然背景,把学生们带到歌曲的境界里。这时全场鸦雀无声,留声机开动了,歌声由远而近……听众仿佛看见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载着沉重货物的船只和那些步履艰难的纤夫。纤夫们唱着悲壮的歌儿来了,来到人们面前,然后又拖着货船吃力地走了,渐渐远去。他们的歌声也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完全听不见了。唱片播放完毕,九先生宣布散会,可是许多学生都没有动,他们还痴痴地陶醉在夏里亚宾的歌声里呢。
  1931年英国文学系成立,张彭春应年轻系主任柳无忌聘请,讲授他最拿手的“西洋戏剧”。他的英语地道而流畅,并对易卜生、莫里哀等大师有深入、独到的研究,讲起课来绘声绘色。学生们听得入迷,甚至不愿下课。
  张彭春两次协助梅兰芳到国外演出。1930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张彭春任剧团顾问兼总导演;另一次是1935年梅兰芳访苏演出。
  最初,美国观众因听不懂戏词,中途退场的现象屡有发生。张彭春便帮助梅兰芳挑选剧目,挑选那些适合外国人观看的剧目。另外,他在每场开演前,身穿礼服出现在舞台上,用英语向观众讲解中国戏曲的特点,并对即将演出的剧目内容作一个简明介绍。这样一来,观众对剧情有所了解,演出效果极好,局面一下子就被这位长着聪明大脑袋的九先生扭转了过来。
  1935年,苏联政府邀请梅兰芳以国宾身份赴苏演出,梅兰芳再次聘张彭春为梅剧团顾问兼总导演。当时剧团有一名武生,觉得张彭春是搞话剧的,对让他来当京剧导演有点不服气,排戏时就故意“泡”。张彭春耐心地一遍遍教。最后那个武生心服了:“敢情张先生还真有两下子!”别人笑道:“你这才知道!连梅大爷都得听他的!”

  

  
       抗日战争爆发,张彭春应政府聘任,赴欧美等国争取外援。194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担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和驻智利大使。1946年,张彭春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1947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夫人当选起草委员会主席,张彭春当选唯一的副主席,与罗斯福夫人共同主持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人权委员会由18个不同政治、文化、宗教背景的成员所组成。在《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分歧。张彭春能成功地调解争端,化解矛盾。在起草一次次陷于僵局时,是他用中国文化理念解决了《宣言》起草中的许多难题。最终,张彭春发挥关键作用,制定出一份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
  张彭春深得罗斯福夫人的赞赏:“张博士是一位多元主义者,他动人地解释着他的主张,即最后的真理不止一种。他说,《宣言》应当兼顾西方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想,秘书处不妨花几个月工夫研究一下儒家的主要学说。”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这份历史性文件。《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人类的人权事业从此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张彭春因心脏病日益恶化,1952年6月辞去在联合国的所有职务。他曾经的同事、联合国人权司司长汉弗莱写道:“张彭春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在这些过人的天赋外,他还展现了外交才能。相比于那些随波逐流者,张彭春是一位伟人。”
  张彭春被誉为杰出的中国人权活动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一生的业绩在国内曾一度被埋没。

  

  
       晚年,九先生在纽约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高兴起来也哼几句“梅派”,并以文学、音乐为消遣。他收藏有大量西洋古典音乐唱片,经常陶醉在贝多芬、肖邦等大师的音乐王国中。有时他也教南开校友的子弟读唐诗。一次,他在纽约某电视台讲授中国音乐,引用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诗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他将诗译成英文,来形容琵琶弹奏出的动人声音。
  总之,九先生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唯一缺憾就是再没机会排戏了。
  1957年7月19日,张彭春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一代才子65岁谢世,显然过早,令人深感痛惜。
  早年,张彭春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个人三十多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也有时研究戏剧。表面看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
  张彭春对自己的一生总结得恰到好处。他是那个时代的一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他通过教育、戏剧和外交等多种活动,奉献出毕生的精力与才智。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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