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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张光寅先生二三事
来源: 南开大学报 第1429期(2022-03-15)发稿时间:2022-05-17 09:48

  □葛葆安

       张光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他那微笑、纯朴、敦厚的面容,仍时常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是南开大学物理系50年代初的毕业生,也是南开物理系一位出色的学者。他在光学、凝聚态物理方面默默耕耘了几十年,学术上的成绩是显著的。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在苏联读副博士学位时开始的,在苏联学习期间已经展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才华。
  我和张光寅先生第一次相遇是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圣彼得堡大学)附近的科学院食堂的饭桌上。1961年,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学习的最后一年。当时由于中苏关系已经变得很糟,留下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少了许多,很难遇到中国同学。我们在食堂的偶遇是非常兴奋和开心的。
  张先生比我大几岁,属于同龄人,所以很容易沟通。他当时是南开大学选派留苏读研究生的。我是1954年天津师范学院附中(现实验中学)保送报考到苏联留学的,也算是遇上了老乡,显得很亲切。
  张先生那时很健谈。通过交谈,知道他是在列宁格勒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切列金院士那里读研究生。他从事能谱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当时兴起不久的热门课题。而我恰恰也是在切列金院士在列宁格勒大学保留的实验室里做半导体方面的毕业论文,所以,双方谈的话题又靠近了很多。在后来的交往中,张先生对半导体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2年夏,我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回国。在等待分配时,我和张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又相遇了。这次相遇,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交往了两个多月。由于没有太多事,同时又有大量空余时间,我们交谈的比较多。
  我们都是刚刚毕业的热血青年,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和理想。张先生本来是学习光学的。在苏联和我交流后,他对半导体这个新兴产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我的专业是半导体,因此他借机问我一些有关问题。他告诉我,回国前已经考虑过,希望能转到半导体物理方面作研究,或固体物理方面也可以,当然还是用光学仪器设备进行研究。当时,国际上半导体方面的工作也是正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半导体物理方面的领军人物有黄昆先生、谢希德先生、林兰英先生,都是世界半导体专业方向的一流学者,比较容易成军,对此,张光寅先生也是信心满满的,希望作出贡献,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半导体事业添砖加瓦。我们谈得非常不错,既交流了知识,也畅谈了理想,从中我也受益匪浅。当然,他也介绍了不少关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的情况和感受。
  后来,我们碰巧又都分配到了南开大学,并于当年10月间先后来到南开大学报到。张先生回到光学教研室,我去了半导体教研室。当时张先生多次提醒我,要多做业务,少搞人际交往。我听从了他的忠告。回国后前几年基本把精力都投入在工作上。差不多三年时间,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
  直到1965年初,在教育部支持下,北大、复旦、南开三校同时决定成立固体能谱科研组,合作开展半导体的基础研究。南开物理系建立跨教研室的固体能谱研究组,由光学教研室张光寅先生牵头,调我和半导体教研室支部书记钱其璈加入,共同筹建固体能谱组,并且在应届毕业生中选若干同学做小组基本成员。这时我才知道张光寅先生这些年非常积极进取。在此期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他延续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时曾和我谈到的,希望在半导体事业上作些科学研究的美好愿景,从未间断与北京大学黄昆先生的联系,而且也联系上与复旦大学谢希德先生的合作,并争取到了教育部的支持。
  当久未联系的张光寅先生找我并告之邀我参与固体能谱筹建工作时,我既吃惊又兴奋。他没有细讲三校组合的过程,他谈了今后的设想,最关键的是希望两个教研室骨干中的一些老师能够来固体能谱组专职或兼职参与研究工作,或许还能够争取更多相关老师一起工作,衍生出更多的研究集体。他认为当年没有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是物理系最欠缺的事。后来,由张光寅先生领队,我们三个人到北京、上海调研,走访相关单位,做好组建的前期准备工作。从此,我和张先生交流也多了起来。我被安排领导几位新成员筹建半导体器件组,配合张先生直接领导的光学组的工作,主攻砷化镓红外器件。
  但是,在小组成立不久,钱其璈先生就被调回半导体教研室,而我在1966年4月被派往农村接受再教育一年。至此,当初筹备固体能谱组的三名成员就剩下光学教研室的张光寅先生一个人了。
  我们再次交往是1967年,张先生招呼我回到能谱组,他仍然是那么热情对待工作,交谈中知道他一直在考虑恢复能谱组的事情,规划着未来。他要我以探望母亲之名赴上海去复旦大学看望谢希德先生,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是否也在准备恢复工作,进展如何?在复旦大学,谢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她最关心的是,张光寅在“文革”初期的情况,是不是被斗了。她也问及南开大学能谱组的一些问题。她还让我转告张光寅,目前上海开展工作仍有很多困难,希望今后多联系。回校后,我和他一起去北京走访了包括北京大学、科学院、高教部等有关单位,才知道前些年他为组建三校共同合作事下过的苦功夫,也明白了这两年他一再关照我万万不要出问题的苦心。可惜的是,他的努力最终还是随着“文革”的深度发展而终结。我们的交往再次中断。固体能谱组重新回到光学教研室。
  再次深度交往,竟是转眼三十几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们都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到了新世纪了。他想起了久已失联的我。我突然接到张光寅先生电话,邀我到他家聊聊,这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约我到家里坐坐。此时,他已搬进校长、院士楼住了。当我看到他的宽敞住宅,楼层位置也不错,感觉他的心情是舒畅的。坐在书房聊天时,他仍然像是以前那样,兴趣极浓地谈起物理学方面的新进展,介绍了他感兴趣的话题。聊了整个下午,还是老样子,张光寅先生全部心思都在学问上,在物理课题上。
  当时我常住外地,不在天津,一回来就会去看他,聊起的方面也多了起来。他兴奋地告诉我,自己撰写的论文中,不少被其他作者引用。谈起往事,对能谱组被拆散还是颇为感伤。
  后来,他也经常和我聊他的学生。他一直为自己培养的众多优秀学生而骄傲,也因为桃李满天下而与陈省身先生一同获得“南开大学首届伯乐奖”的殊誉。也是在一次偶然的对话中得知,我孩子的同班同学,时任南开副校长的许京军也是他的学生。许京军很年轻就成为教授和副校长,我早就从我孩子那里知道,只是不知道是他的学生。
  在交往中,张光寅先生还多次和我谈到,学术竞争应该是正常的事,即使有竞争,也应该能够比肩前行、相互尊重才能共同发展。互相拆台的方法既不利科学研究,也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畸形,更有机会被行为不端的人利用。科学研究同样需要严肃活泼的工作环境。
  我的孩子虽是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见过张先生,但他并不知道我和张光寅先生之间的关系。当他知道张先生和我是故交后,正好他的工作与LED有关,希望请教张先生一些相关问题。经张先生同意后,和我一起多次拜访了张光寅先生。张先生认真、热情地解释了各种提问,极负责任地引经据典和找出资料告诉他相关的研究方法。还是老样子,待人处事既热心,又耐心,对学生和晚辈尤其用心,也难怪其桃李遍天下。
  再后来,因为常住他地,路途遥远,未能再多见面。虽然多次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都未能如愿,留下遗憾。不知他还有什么话要和我讲,或许希望再多叙叙自列宁格勒科学院食堂开始的几十年友谊。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留下了遗憾。
  张光寅先生憨厚的笑容、纯朴的语言、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情景仍长久留在我心中。他是南开大学物理系一位出色的学者,也是一位没有能够完全发挥自己才智的物理学家。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同事们应该珍惜他留给物理系的,一心为祖国科学事业发展不断钻研的赤子之心、多年努力组织科研集体的愿望和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都是可贵的财富。组织科研团队、多学科合作,应该是张光寅先生在南开大学物理系多年努力工作中所期盼的,也应该是物理系同事珍惜的。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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