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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杂文到学术
来源: 2019年01月15日 天津日报 第12版发稿时间:2019-01-17 10:35
 

  张培锋

  《天津日报》创刊70周年,可喜可贺!算起来,我与《天津日报》文艺部结缘也近三十年。从小就喜欢文学的我,整个小学阶段是在“文革”后期度过的。那时候没有多少书可看,幸好我父亲一直订阅《天津日报》,记得每天投递员送来报纸时,我往往是第一个跑去接报纸的人。别的内容我不看,专挑文艺副刊看,看上面的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当时读过什么,全都忘记了,但文艺副刊是深深印在脑中了。在无书可读的时代,《天津日报》副刊是我当时难得的精神食粮,是我的文学启蒙者,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1985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小高校任教,开始想给一些报刊投稿。那时我与学术离得很远,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学术论文,但大学时代读过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这部学术巨著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开始写作就是从阅读钱钟书先生一些著作──《围城》《管锥编》等的札记随笔开始的。记得是1990年前后,我写出几篇阅读钱著的随笔,修改抄好后,投给哪里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天津日报》的“满庭芳”版。于是将稿件寄出,等待着消息。一天,当我拿到一期《天津日报》时,忽然发现自己的文章已经发表在上面,白纸黑字,没错,就是我的文章!此后陆续在“满庭芳”上发表了数篇文章,都是阅读钱先生著作的随笔。感谢那时为我责编稿件的葛瑞娥大姐!我和她素不相识,只是一个普通的投稿者,但竟然都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

  后来,我的兴趣更多转移到杂文上来,1994年调入天津社科院工作后,在老院长王辉(笔名“王老汉”)的鼓励和介绍下,加入了“天津市杂文研究会”,从此写作杂文的激情一发不可收,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也是发表在“满庭芳”上。尽管文章的数量并不很多,但每年都有几篇,持续了二十余年,粗略统计一下,也积累一百二三十篇了。深深感谢和怀念王老汉,感谢他的鼓励,也感谢“满庭芳”多年来的支持。写作让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乃至对学术,对很多深奥的问题开始思索。我觉得,写作首先是为了作者自己,首先是写给自己看。这绝非是什么“自私”的目的,而是真正的“为己之学”。

  到南开大学工作后,我的精力更多地转向了学术,但杂文、随笔的写作也一直没有放下。感谢一位作为资深编辑的多年的知己的激励和支持,每当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写杂文时,他便会来信或电话,说:“你可别放下啊!再忙也给我们写点儿小文章。文章虽小,但影响不一定比学术论文差。”是的,我内心很赞同他这个说法。渐渐的,我和这位资深编辑成为既是普通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应该说,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我现在可能真的已经放弃杂文随笔的写作。

  我后期的杂文,逐渐将主题转向“人心”,尽管每篇文章的题目、角度都不同,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围绕着“人心”这个大命题写的,这与我从事的佛教文学研究其实大有关联。我认为,佛学实际上是人学,而文学也是人学,更确切地说,都是人心之学。把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感悟,结合社会现实,写成千把字的小文章,让普通大众都能读,都能读懂,何乐而不为呢?

  我会继续写下去的,我愿意伴随《天津日报》,伴随“满庭芳”共同成长,共同成熟。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现在这句话已经有点“过时”,据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七十以上的老人不但不“稀”,而且很多了。而对于一份报纸而言,更应该说:七十岁,刚刚开始。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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