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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鼎:一位文学编审的视界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2月19日 07 版)     发稿时间: 2018-12-25 09:09

 

  1995年,张小鼎与丁景唐(中)、牛汉(右)合影

  文/祝晓风

  一

  张小鼎先生今年新出了一本书,《一个编审的视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出之前两个月,张先生把封面发给我,让我帮他参谋一下。夏天,书出来了,我到他家拿书。正好,他要送给天津、石家庄的老同学们,我就都帮他带了,其中包括给中华读书报的魏琦。过了两天,给魏老师打电话,他说,能不能找人给这本书写篇书评?我说,我可以考虑写一篇。——结果,一拖拖到今天。

  我和张先生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只有25个年头。交往呢,由私而公,半私半公,公私兼顾。张先生这些年对我的帮助,可以说就是对中华读书报的支持,所以,也可以说是以私济公。2014年,中华读书报创办20周年,我蒙老同事们不弃,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中提到两位,都是编制不在报社,但对中华读书报有特殊贡献,其中一位,就是张先生。

  二

  其实,中华读书报认识张先生的不止我一个。但是,从时间长度、交往的“浓度”来说,我应该有更多可说的。

  1995年六七月间,因为浙江文艺出版社要出版新版《鲁迅全集》,各报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争议也随之而起,中间,还有人文社的激烈反应。到了9月中旬,争论中已经可以闻到火药味了。9月14号晚上七八点钟,张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明天,在鲁博(鲁迅博物馆)有个会,是以中国鲁迅研究会和《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的名义开的,鲁研界的知名学者差不多都会来。此事现在正是热点,你应该去听听。张老师还把王得后的电话告诉我,说,通知我来参加的事儿,已经和王得后说了。

  第二天到了鲁博,找到开会的会议室,说找王得后,王先生就过来和我打招呼,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好家伙,这一大屋子,都是学界的大人物,老一辈的,有王景山,晚一辈的,有陈漱渝、黄侯兴、钱理群、王世家、吴福辉,还有王富仁、陈平原、葛兆光等等,这一下子,全认识了。这个会,说是讨论,其实舆论一边倒,都是支持浙江文艺,反对人文社。这样的会,身为人文社编辑的张老师当然不便参加。

  这篇报道有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书还没出,怎么就错了?》,见于1995年9月20日中华读书报第一版。当时关于新版《鲁迅全集》已经沸沸扬扬,这篇报道出来,仿佛烈火浇油,学界和出版界一下就炸了。

  2000年3月2日,是左联成立70周年。1月初,我就和张老师商量,要采访一些人做报道。张老师就帮我联系。他不但提供名单,而且直接把电话给我们。而且,大多数,他都要先替我们给人家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做个铺垫,这样我们再去,就顺利多了。那一段时间,写《左联史》的姚辛也在北京,他的《左联词典》是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的,他就住在光明日报招待所。张老师和他也熟,中间还联系姚辛,协调采访。楼适夷的工作单位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张老师也帮忙联系了,只是这时楼适夷已住院多年,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接受采访了。

  我们第一个采访的是梅志。那两天,北京下大雪。我和侯艺兵跑到木樨地,连续几个小时,集中采访了几家,有梅益、秦川、李之琏等,第二天,又去采访周而复,第三天,到方庄采访伍孟昌。这里边,最年轻的是秦川,1919年生,那一年也已经81岁。为了查用资料,我还专门找到社科院文学所的李葆琰,向他请教。李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词条的撰写者。他家住丰台火车站西边的正阳大街,相当偏远。我只见过李先生两面,都是为了这次“左联”的采访,第一次是借书,第二次是还书。李先生前两年已经过世了。我们当年采访的那几位老先生,更是一个都不在了。

  左联成立大会是1930年3月2日,我们报纸是2000年3月1日出版,比纪念日提前一天。一个整版,《遥想“左联”当年》通栏大标题,六个大字,每个比核桃还大,套红。侯艺兵拍的老左联的一排照片,顶天立地,齐刷刷立在左边,很有视觉冲击力,比较震撼。这一版,可以说是张老师、侯艺兵和姚辛,大家一同做成的。但首功,应该记在张老师头上。

  除了给我们提供宝贵线索,张老师还亲自出手,给中华读书报写过几篇重头文章。2018年是《西行漫记》出版80年。上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专门开了一个纪念座谈会,特别邀请张小鼎先生参加。当年,张老师曾为《西行漫记》的出版,专门到北图查找过胡愈之的原始文献,做过基础工作。2005年,他写过一篇长文,记述《西行漫记》的诞生过程,出版历程,还有国际影响等等。为这本书的出版,他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此文中,他并没有一句提自己。他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3日,许多报纸转载。2004年5月12日,张老师还有一篇怀念林辰先生的文章,发在我和魏琦编辑的读书报《学术双周刊》。1996年11月6日还有张老师的《关于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的贺信》,探讨相关史实,也很有价值。而他的《〈鲁迅全集〉三个里程碑式版本》,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出版史文献,也是经我手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23日发表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又收入不同的研究文集中。

  但张老师最有影响的一篇,恐怕还是发表于1997年7月30日的《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1997年是商务印书馆百年。5月7日,中华读书报登了一整版“商务印书馆百年图片回顾”,其中有一张照片,是鲁迅、周建人、许广平和孙伏园的合影。其实,这是一张“在特殊历史时期被修改过的照片”,用张老师的话说,是“赝品”照片。当年真实的照片上,其实还有两个人,林语堂和孙伏园的弟弟孙福熙。一般读者一眼看过就过去了,但是张老师看到报纸,当天就给我打电话,说这样不对,贵报应该设法更正,消除不良影响。我一听,倒挺兴奋,说,张老师您就这个话题写一篇文章,不是很好吗?可以借此向读者介绍相关的文学史背景知识。张老师说,这类事不止这一张照片,要写,就一块儿写。于是,他真的花了好几周时间,把文章写来,找了三组真假照片,一一对照,说明历史背景,对照鲁迅日记等原始材料,梳理史料,澄清历史。都说张老师是搞史料的,其实他真的有思想。

  三

  上世纪60年代初,张小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在“文革”后期和70年代末,曾两次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完成临时指定的任务。1975年10月,周海婴就出版《鲁迅全集》和增设鲁迅研究室等问题上书毛泽东,得到“赞成”批示。第二年,南开大学李何林奉调赴京,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张小鼎也随之在研究室和博物馆两边上班。1980年11月,他又被借调到设在人文社的“瞿编组”,在王士菁和牛汉的直接领导下,参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的编注工作。“文集”顾问则是李维汉、陆定一、周扬。全部工作在胡乔木领导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帮助下开展。这中间,1980年5月,张老师曾受周海婴电话三次邀约,实在无法推辞,便回馆与陈漱渝、孙瑛、叶淑穗合作,共同编撰《鲁迅画传》,于198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出版。

  1983年4月,《茅盾全集》编委会成立,叶子铭任《茅盾全集》编辑室主任,王仰晨任副主任。茅编室”起初隶属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转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秋,叶子铭调回南京大学。1988年,张小鼎接替王仰晨,承担茅编室工作。熟悉情况后,他深深感到《茅盾全集》的编注发稿远远比《瞿秋白文集》要繁难得多,这倒并非仅仅因为全集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搜集佚文相当困难。更主要的是,还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问题。譬如,全集的编辑思想不够明确;收文标准不够严谨;文章版本比较混乱;注释繁简没有依据标准;基础工作太不扎实:复印件字迹模糊不清,手抄稿漏字、漏行以至漏页甚多,没有认真校勘;注释班子庞大松散,20余人分散全国各地,工作很不得力等等。上述一系列矛盾倘不及时解决,工作很难开展。在叶子铭的支持下,他们利用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之便,挤出点时间召开一次“会中会”。1988年秋,此事顺利完成,为后边的工作打下基础。《茅盾全集》后期18—40卷繁重而复杂的编辑、校注、出版、协调和发稿工作,就这样落在张先生肩上。

  他曾参与校注、编辑的还有《老舍全集》和《鲁迅全集》的修订,是《鲁迅全集》修订编委会委员。张小鼎初步统计,2005版《鲁迅全集》对鲁迅著作文本作了23400多条注释,总字数达240万字,仅增补新注就达1500余条,原注作重要修改的也达1000多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而张小鼎就是作为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的专家参与此工作的。《茅盾全集》《老舍全集》都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张先生几十年训练、积累,养成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对史料研究之透彻,爬梳之清楚,考订之严谨,就是所谓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人,也未必能超过他。因为张先生常年做史料工作,不了解的人以为他就只会做史料整理。这是绝大的误解。张先生做史料,不是他不能做理论研究,而是很早他就从现实中得到教训,给自己“约法三章”,只做史料,不做评论和理论。但是他的这些史料性文章,比如《斯诺与鲁迅》《略谈瞿秋白与文学研究会》《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西行漫记〉在中国》《永恒的“红星”在世界闪耀》《海伦斯诺与冰心》《汉堡嘉夫人与鲁迅》《路易艾黎与冯雪峰的“一面之缘”》等等,不是比那些空泛的所谓理论文章强百倍吗?从另一方面讲,这些文章,没有后面的理论素养,也是写不出来的。

  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著名学者刘增杰,对张小鼎这些关于《鲁迅全集》版本的研究“印象深刻”,评价极高,认为张小鼎的文章,系统总结了《鲁迅全集》四次出版所取得的成绩与问题,“是一部浓缩了的《鲁迅全集》出版史”。“该文对所涉及具体文学事件的描述尤见功力。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文艺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长期纠缠不清。论文作者以时间为序,冷静客观地一一列举事实,对似乎是一团乱麻的史料进行耐心的梳理辨析,从而问题得以澄清,并使读者能够读出史料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思想蕴含。”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一书中,有多处对张小鼎文章的引述和评价,这只是其中之一。

  张小鼎对《西行漫记》中译本的流传与影响的研究,也获得学界高度评价。学者王晖在《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一书中,认为张小鼎对《西行漫记》几个重要中译本的流传与影响的研究“颇有新意”,“不啻是为《西行漫记》,也是为报告文学文本的版本学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梁志群则认为,张小鼎的研究,为《西行漫记》中译本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线索,“填补了《西行漫记》版本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美国著名斯诺研究专家,奥克兰大学历史系教授伯纳德·托马斯在《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一书中,多处引用张小鼎的论文与资料,并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

  张先生为人极其低调。以他的水平,以他掌握的海量的史料和各种一手资料,他可以写出比现在多十倍的文章。但是,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编辑工作上,心甘情愿地为作家和学者们服务。他今年80多了,才出第一本书。他说,这些“约法三章”之下的枯燥乏味的史料性文字,个人从无整理出书的奢望,如果不是一些文坛前辈和学界友人的力劝,“若无他们多年的热情鼓励和一再劝说,我是绝无勇气考虑出书的”。

  读到这些话,我真的有点儿心酸。

  可以说,老一辈的大编辑以赵家璧、曾彦修、范用、王仰晨、常君实为代表,30年代出生的这一辈,张小鼎先生则可算是学者型编辑的一位杰出代表。在1991年马良春、李福田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张小鼎就已经作为“编辑出版家”收入。《一个编审的视界》这本书,收入了张先生主要的文章成果,可以反映他的水平。全书包括三个部分,也是他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鲁迅研究,国际友人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每篇文章都很有价值,值得阅读。

  四

  张老师1937年出生于南京,父亲是铁路上的会计,他出生不久,就随家人逃难到重庆,在重庆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正赶上大轰炸。抗战胜利后,他随家长工作调动,先后在东北锦州与北平上小学。50年代,他又随父母去河南,在郑州读初中。为获取优质教育,保证将来顺利考上好大学,在大哥的怂恿支持下,他于1953年毅然离家赴京,幸运地考上住宿的北京四中,至高中毕业。

  1956年春,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年夏天,张小鼎从北京四中毕业。他的家长决定继续支持他上大学,攻读科学技术知识,以便掌握一技之长,将来好报效祖国。“然而,‘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五十年代相当流行的时髦称号,无疑对涉世未深而又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于是,他报考了南开大学中文系。

  1960年冬,张小鼎一再申请,获准参加农村的整风整社,随包括系主任李何林教授在内的中文系高年级部分师生,作为河北省委工作队的“助手”,前往邯郸临城公社的“三类”社队。因为生活条件过于艰苦,他的双腿很快严重浮肿,以至不久毕业工作时,他先后染上无黄疸和急性黄疸性两次肝炎。但“苍天仁爱,仅让我在鬼门关边绕了一圈,十分侥幸地又好歹活了下来”。对此,他始终无怨无悔,自豪地认为毕竟经受住严峻的政治考验,不但了解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生活疾苦,而且补上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这一课,“这可说是我大学五年中最受教育、永难忘怀的一段时光”。

  张老师特别感念那些在人生中帮助过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学界前辈。比如李何林,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领导。还有王士菁、牛汉等前辈,以及叶子铭这样的同辈学长。他特别感念的,还有一位王云缦先生,就是电影评论家、《中国电影艺术史略》的作者。在“文革”后期,张小鼎结识了王云缦,王先生语重心长地鼓励、敦促张小鼎写作,使小鼎先生打开心结,提笔写作。

  五

  张老师自己说,他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基本上是以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编辑和研究工作为主。如果非要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张小鼎先生,这几个词恐怕少不了:资深文学编辑,鲁迅研究专家,斯诺研究专家,现代文学史料专家,《茅盾全集》《瞿秋白文集》编辑。

  这些枯燥而有点儿抽象的词,多少会掩盖他的真实形象。在熟悉他的朋友们的眼里,他是一个热情的人,非常乐于帮助人。像王观泉先生、姚辛、赵武平,都提到过他的帮助。延安大学的学者梁向阳,得张小鼎帮助较多,在文章中曾特别注明此点。还有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博士、硕士都提到过张先生对他们的帮助,很多人纷纷题赠自己的新著送他,以表谢意。其他如《沈从文全集》等重要的现代作家全集出版过程中,编辑方和出版社也都得过张小鼎无私的帮助。就我个人来说,仅仅就他认识介绍许多前辈作家和学者,就可以列出一长串。

  在中华读书报,关于《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方面的讯息,文章,几乎都少不了张老师的帮助。另外,是他给我介绍了周海婴、裘沙,后来我多次采访周先生和裘先生,也发表过他们二位合写的《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关于〈鲁迅〉照片集的是非功过》(刊中华读书报1997年9月4日第5版)。2003年11月,巴金百岁,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审王仰晨,王先生是第一届韬奋奖获得者,《巴金文集》与《巴金全集》两套大书的责任编辑。侯艺兵和我一道采访了王仰晨和李致(巴金的大侄,四川省出版局局长,《刘文学》的作者),也做了一个整版。更早些时候,1996年,张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郭平英(郭沫若小女儿,郭沫若纪念馆馆长)。同一年,茅盾百年诞辰,张老师给我通报消息,把我叫到会议上,给我介绍了孔海珠、叶子铭和茅盾哲嗣韦韬。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陈福康、李频。我还记得,当时学者们开会的条件比较差,叶子铭和韦韬是两个人同住一个标准间。那次会议上,会务组有个青年学者,是叶子铭的学生,来自河南大学,即《胡适评传》《吴宓传》的作者沈卫威。

  这上面所列的每一位学者,后来与我都或多或少有了进一步的来往,建立了或深或浅的友谊。认识这些人之后,几乎每个人都牵出一篇大文章,一个大公案。

  张先生对人之真诚,助人之不倦,到什么程度呢?到了人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程度。——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贯热诚助人,时间长了,人们往往就忘记了,他所做的,其实已经超出一般。他所做的,放到其他人身上,人们会觉得实在难得,受用不起;而他做来,大家却觉得自然,好像是理所应当。——所以,他吃亏也就是应该的。

  张老师身材不高,中等还偏矮一点儿,但头比较大,眼睛大,嘴也比较大。张老师还有两个特点,或者说两个“反差”:一个是,他的专长是史料,不知道的人,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搞史料的嘛,多半会比较古板,呆板,无趣。——不是。张老师不但热情,而且活泼、有趣。第二,他为人极其低调,谦虚,从不争名争利争权。据我所知,他一辈子,没当过副处级以上的官儿,他的最高头衔就是人文社资料室与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他不是没有机会和能力当官,他是真的不愿当。他看重的,倒像是什么中国茅盾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斯诺研究中心委员,都是学术虚衔,从世俗的角度讲,啥用没有,张老师却认为是自已贡献绵力、结交学界友人,不断更新自已知识结构的很好平台。

  他真的是谦谦君子,与人无争。多年来,他写文章也不多,出了现代文学研究圈,知道他的人很少。——另一方面,是他的健谈与他写文章之少,形成强烈反差。张老师平日里和朋友在一起,胸无城府,热情健谈。我们熟了之后,见面,或者通电话,只要起个话题,他能一直说下去,有时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就说,啊呀,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然后,在我的鼓励下,又接上刚才的话头儿,继续说。

  他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对人极其真诚的人,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他在书的后记里感慨,说是“韶光易逝,岁月无情。不知不觉间,自己竟从一个天真幼稚、充满幻想、热爱祖国的年轻学子,变为心态平和、助人为乐、步履蹒跚的老者”。——可是我觉得,他一点儿也不老。

  第一次见张老师,是在1994年3月,那天下午我到南小街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张老师。后来,张老师知道我来了光明日报,很高兴。大概8月底,一个周末,他叫我去他家。那时,他住在阜成门外,一个小单元房,两室,厅很小。张老师和夫人何老师,非常热情好客,留我吃了午饭。从此,我就粘上了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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