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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不该遗忘他——忆张清常先生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8年9月19日3版     发稿时间: 2018-09-27 14:57

  祝晓风

  这两年,纪念西南联大的书出了不少,也是因为赶上成立80年,复校70年的缘故吧。我手头儿也有几本关于西南联大校史的书。遗憾的是,书中都没有提到张清常。张清常何许人也?西南联大校歌的谱曲者。他1940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是当时联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时年25岁。

  张清常先生一生中,曾先后有两段时间在南开大学呆过,一是1946年到1957年,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当过中文系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教授;一是1973年到1981年。在这两段中间,曾借调到内蒙古大学;在这之后,他就调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直到退休。西南联大校歌,是由北大的冯友兰作词,清华的罗庸作引曲,而校歌的谱曲者,就是精通音乐的张清常。因为张先生后来在南开,所以,再后来的人,提到校歌这一段,就把它说成是三校合作的成果,也是佳话。总之,这是张先生在教育史上留下的一个事迹,值得一说。

  因为有南开的一层关系,我上大学时,就听不少老师提到张先生。比如本科时给我们讲训诂课的王延栋。1974年,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学小组的教师,和1972级语言组学生,就重刊宋本《战国策》原书进行标点,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影印刊行,那时,张清常和王延栋都参加了。王老师和张先生合著的《战国策笺注》,张先生说,从1974年算起,到1991年完稿,花了17年——王老师是张先生的学生辈,这样算来,我可算是张先生的徒孙辈了。虽然有这个渊源,但能和张先生见到面,却是因为朱一之先生帮助联系。

  朱一之就是我叫朱伯伯的。他1933年生于河北省获鹿县,2017年10月2日,在北京病逝。1954年到1958年,朱一之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与家严、家慈是同学,但比他们高两级。朱一之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工作。1958年,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历史系从天津迁到北京和平里,并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朱一之也随学校到北京。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调到北京语言学院,后来就在北京语言学院主办学报,也就是《语言教学与研究》,任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和主编六个年头。因为主编这份语言学界名刊,朱伯伯与全国语言学家、特别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关系密切。当时住在语言学院的两位大学者,盛成和张清常,都是朱伯伯引荐认识的。

  初次见到张先生,我着实有点儿吃惊。他那时已经八十多,身体多病,人瘦得厉害。有一只眼睛不好。但头脑还清醒,谈话也都没问题,还能写简短的文章。第一次见面时,是朱一之先生领着我和侯艺兵去的。张先生和朱先生见面,很高兴,二人握手笑谈,侯艺兵拍下了这情景。

  张清常先生原籍贵州,1915年7月生于北京。193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34年,以19岁的年纪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杨树达、罗常培、朱自清等,1937年毕业。1938年秋天时,浙江大学因为抗战,已经迁到广西宜山,张先生就在彼时彼地的浙江大学教过书,后来又转到西南联大。张先生早年致力于语音、音乐、文学三者关系的研究,卓有创见。他长期从事汉语语音史、词汇史研究,在语言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都是比较专深的学术著作,如《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语音学论文集》《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尔雅一得》《战国策笺注》等。

  1997年3月底,赵园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位沈继光先生,长年一人拍摄北京的胡同,保存老北京的资料,非常执著。沈先生没有什么功利心。拍摄胡同,自己搞艺术创作,都是自费。现在他拍北京胡同的摄影集,要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希望能宣传一下。我采访沈先生后,在1997年4月23日,在《中华读书报》做了一个整版。四篇文章,右上是我写的报道《消逝前的记录——沈继光与他的〈胡同之没〉》;右下是赵园的文章《残片古城》;左下是我请光明日报记者部的同事蔡侗辰,采访当时正火的“胡同游”徐勇的报道,用的是一个笔名“李金佐”;左上头条,就是张清常先生的文章《北京胡同知多少》。

  张先生考证,北京胡同是3334条,根据是什么呢?是上世纪30年代,张先生从北平邮政局得到的一件原始材料。那时邮政局有项便民措施,凡向邮局查询事务的信,只要标明“邮政公事”,不用贴邮票,投入邮筒,必有答复。张先生写了封信,问:本市信件写收信人及寄信人地址,有何简明准确办法?不久,张先生得到复件,是一本64开70页的小册子,按笔划排列,分街巷名称、所在地点、投递区号三项,还附有一张投递地图,这样编成的北平市内外城街巷地名录。——这其实就是今天邮政编码的雏形。张先生当年住在积水潭,在这本小册子上的地址是邮八局高庙甲十号。张先生按着这个文件,一条一条数下来,数出北平共有街巷3334条。

  ——北京胡同,一直是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最近,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上映,又引起人们对老北京特别是北京的胡同的兴趣。电影里,姜文把小说《侠隐》里边发生在干面胡同的故事,都改在了内务部街胡同。有人考证,这是姜文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北京胡同,报纸上也曾有过不大不小的讨论。讨论中,当然有不同意张先生观点的,但我个人,则更相信张先生的考证。张先生是语言学家,特别在古汉语方面,造诣极高,他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北京历史,包括胡同的演变。张先生关于北京胡同,有专门的研究,读者朋友不要因为看了我这篇小文章,就以为张清常就是凭着这个小册子下的结论。不是的。这次报纸上用的,实在是受版面限制,只能用这么一点儿。张先生是下了很大功夫,对历史上的相关资料做了详尽研究,有坚实的、丰富的学术论证。他就此有专门的著作,而且不止一种,很全面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后来研究北京胡同,没有人能够不参考张先生的书。

  张先生的文章篇幅最短,但分量最重,因为有这篇文章,这一版报纸的学术层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期报纸出来后,我专门跑到张先生在学院路语言学院的家,给他送稿费和样报。那天是1997年4月29日,星期二。之所以晚了几天,是因为要开出稿费来,我要直接把稿费送到他手上,这样可以省得老先生跑邮局去取。那天,他签名送我一本《胡同及其他》。

  那几年,侯艺兵正全力投入到《世纪学人》的工作中,这是一本史册,将传之后世。最开始,他并不知道有张清常先生,但是一旦知道,他就发愿,要好好地拍,把张先生收入这本书中。所以,1997年8月11日,我又专门陪侯艺兵到张先生家,拍了照片。这时,距张先生逝世,已经不到半年。照片拍得很好,留下了张先生最后的风采。这次,张先生又签名送我一本《北京街巷名称史话》。遗憾的是,《世纪学人》2001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张先生已经作古了。张先生是1998年1月11日过世的。我在第一时间,写了一篇“人物故事”,《学林殒宿联大绝响》,介绍张先生生平,同时也是报道他去世的消息。配着侯艺兵拍的照片,登在1998年1月21日《中华读书报》第一版。这一算,一晃20年过去了。

  我手头儿,还有张先生和王延栋合著的《战国策笺注》,是启功题写书名。这本书,是王延栋老师在1997年4月签名送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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