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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郑天挺和儿子郑可晟(右)一家人在南开
新报记者单炜炜
3月17日，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根据郑天挺日记、教学卡片整理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明史讲义》由中华书局出版，引发关注。同时，郑天挺创办于改革开放之初，后于1995年停刊的《南开史学》亦将复刊，加上北大120周年校庆，使得郑天挺的名字最近屡屡被人提及。
1930年,郑天挺在北大任教，后任秘书长；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63年起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3年，主持标点《明史》；1980年，主持召开第一次明清史国际研讨会……北大前副校长何芳川这样评价郑天挺：“他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京大学,把最成熟的学术带给了南开大学。”在南开大学东村，郑天挺哲嗣、88岁的明清史专家郑克晟教授接受新报专访，对记者说起父亲的学术人生、记忆中的父亲印象，滔滔不绝。
参加五四运动历经“三一八惨案”
1899年，郑天挺生于北京，原名庆甡。其父郑叔忱曾任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提调，在郑天挺6岁时病逝。之后，母亲陆嘉坤受邀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不到一年也因病去世。他与弟弟被寄养在姨母家中。1917年，他用郑天挺之名第二次考北大，进入本科国文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天挺参加学生会工作，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相关事宜。1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福建学生运动爆发，祖籍福建长乐的郑天挺在北京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募捐筹款，递交请愿书，以“攫日”为笔名宣传抗日。其后，郑天挺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外“漂流”，筹备厦门大学的工作、受表兄梁漱溟之邀到广州协助其推行乡村自治工作，又到浙大当秘书担任讲师、在南京教育部担任秘书……1930年，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郑天挺回到北大担任校长室秘书，同时在预科担任国文课。
在这期间，1921年，他曾回到北京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这对他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大学、市立一中等学校教书。1926年，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师大引发“三一八惨案”，郑天挺在女师大教课，参加了抗议活动，惨案中北大和女师大学生死了6人，4人是郑天挺的学生，其中就有刘和珍。郑天挺参加了为死难学生召开的追悼会，并发动了教师对死难学生家属的募捐。当时的北大，主管校务的除了校长和文、理、法三院院长外，还设秘书长和课业长。秘书长一度由蒋梦麟兼任。1933年，北大浴室倒塌压死学生1人，重伤2人，引发学生抗议。在征求周炳琳、胡适、刘半农等人意见后，蒋梦麟任命郑天挺担任秘书长，这一做，一直做到1950年5月。在1933年，郑天挺还和鲁迅、李四光等人一起参加了李大钊的募捐公葬，这件事“鲜为人知”。不但浴室事件圆满解决，位于东城沙滩北街的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图书馆、地质馆以及灰楼学生宿舍，也在郑天挺上任后主持兴建。郑克晟后来曾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北大的老图书馆和它很多设置都一样，细致到资料室，甚至台灯款式都一模一样。”这一时期，一家人租房住在西单北的小酱坊胡同。1937年春节时，郑天挺的妻子难产去世，“时局混乱加上校务芜杂，母亲的去世给父亲带来巨大伤痛，此后他终身未再续弦。”七七事变爆发，校长蒋梦麟并未在北平，学校其他负责人也纷纷南下，北大几乎全由郑天挺负责，在其努力之下，北平沦陷时，学校已无学生。他得知迁校到长沙后，给各个教授送“路费”，一家一家亲自送去。11月离别家中二女三子，带着几位教授、校工开始南下，经天津，住在六国饭店时，拒绝了后来成为伪北大校长的钱稻孙“回北大”的挽留。取道青岛，辗转香港、梧州、桂林多地，到达长沙。后来又随学校去往昆明，开始了西南联大的生涯。
唯一不挨骂的西南联大总务长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是郑天挺遗著主要整理人之一，他告诉记者，从北大到西南联大，郑天挺从来没有终止过教学。刚到长沙时，就被蒋梦麟校长催促兼顾新政务，但都被郑天挺“躲过去”。孙卫国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他讲授隋唐五代史，西南联大时期开始讲授明清史。
西南联大正式成立后没有校长，由三校的校长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和南开张伯苓担任常委，蒋不常在学校，张一直在重庆，学校事务多由梅贻琦主持。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去了川大，梅贻琦等推荐郑天挺继任总务长，即便学校常委会通过决议送来了聘书，他也依旧回避，日记中写道：“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学校常委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和施嘉炀给他留字条“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又以要维持三校关系为言。郑天挺还和梅贻琦“谈条件”，只做半年，梅也同意。郑天挺遂答应，但半年之约，最终变成做到1946年三校复原为止。孙卫国介绍，《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诚如中华书局学术部主任俞国林所言日记“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郑克晟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大多入不敷出，“父亲曾和闻一多诸先生联名出告示，卖字、刻印取报酬。”后人在日记中，读到了郑天挺事无巨细的“辛劳”。郑克晟说，很多事其实不归父亲管，但都找到他来解决。“蒋梦麟的司机和教授闹了矛盾，双方都找到父亲这里解决；教育系主任要辞职，委托父亲去和蒋梦麟说；有人传谣言教授私卖仪器，父亲还揪出来谣言者并举证教授们的清白；还有教授子女的各种问题……北大教育系主任、胡适的舅爷江泽涵就批评我父亲‘杂事太多’。”尽管千头万绪，但郑天挺都圆满地处理了。郑克晟说，梅贻琦校长曾因此说，没有不挨骂的总务长，但西南联大例外。
留守在北京的孩子们和父亲一直保持通信，“我们写信说些生活学习上的事情，他的来信多说生活上的事情。”郑克晟说，父亲来信大多是用明信片，“一目了然，方便‘那些人’检查。但每次落款都有四个字‘父在昆明’。”也有伪警察上门查户口，“我们就说，户主做生意去了。”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师生和人民一起庆贺，但北大却发生一系列人事变动。9月，胡适成为北大校长，11月，郑天挺到达北平。抗战期间，郑家长女郑雯在西南联大读外文系，1946年7月12日，“23岁的姐姐回北平途中飞机失事，父亲的日记到此时戛然而止。”郑克晟说，后来父亲到天津后也有日记，但那只是个“记事簿”。回到北平后，郑天挺拿着自己写的《清史探微》向胡适提出辞职“以专心搞学问”，胡适表示“书已看过”，人继续兼任秘书长，后来还代理史学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之前，郑天挺还教授明清史、清史研究等多门课程。”其时他的政务已经非常冗杂了。1948年12月，“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平津。校长胡适离开学校后，校务由汤用彤、周炳琳和父亲一起维持着。”郑克晟说，父亲拒绝南飞，在学校一边教学，一边和师生们保护学校财产。之前，北大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这一年赶上了50周年校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向郑天挺献“北大舵手”锦旗，感谢他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为学校做出贡献。郑克晟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父亲非常高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把锦旗挂在家里的书房里。”
1949年年初，郑天挺作为北大代表之一，在同傅作义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希望以民意为依归，就是“和平解放”的意思。1937年曾拒绝“回北大”，这一次郑天挺坚持“留在北大”。解放军进城后，郑天挺被任命为校委会委员，职务定为常务委员会书记，并兼秘书长和史学系主任。1950年，他辞去秘书长职务。
最成熟的学术带给南开
1952年院系调整中，作为北大史学主力的郑天挺奉调到当时史学相对薄弱的南开大学，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说法。郑克晟说，父亲在很多年后，只聊起过当时的一些“思想波动”，“五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所从事的清史研究和教学，北京也有诸多便利，母亲去世后他和我们聚少离多，来天津又变成了‘孤家寡人’。”郑克晟说，他最终还是愉快决定只身来天津，还安慰一起来天津的雷海宗，要“把南开史学建设好”。郑天挺到天津，是当时天津史学唯一的“一级教授”。
到天津后，郑天挺在教学和研究上的时间真正多了起来。“在他留下的卡片中，还有他抄录的马列主义一些著作的文字。”孙卫国说，这表明郑天挺也一直在学习，用新的观点和角度去研究史学。1953年，他还根据古代史记载，认为中国没有石油是无根据的，为中国的石油工业提出了历史根据。他同时参加了教育部的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和翦伯赞一起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还在中央党校讲授清史，受邀在中华书局主持标点《明史》。“他刚到天津时，由于教授只能有一间屋子，是住杨石先校长匀出的一间屋子，带来的书太多了，父亲只能睡地上。”1963年，郑克晟从中科院调到南开大学，“父亲年岁大了需要家属陪伴照顾，正好我也是做明清史研究的。”这一年，郑天挺被任命为副校长，“他担任史学系主任，又常被借调到北京，就分管图书馆。”一家人住在南开北村的一栋小楼上排，一共有4间屋子，“我们把它隔成了5间。”1978年，近80岁的郑天挺开始招收明清史研究生。“1979年，他在南开主办明清史进修班，1980年，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工作。”孙卫国说，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学术恢复的春天，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选举领导机构，“郑天挺被选为常务理事，后来接任执行主席，都是选票最高的，足见威望。”1981年，郑天挺领衔创办《南开史学》，这一年，他主办明清史国际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来自美国、日本、瑞士、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等，“这是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
“很多人给他写信，甚至问该读什么书，很多时候不得不由我来回信：解释父亲暂时不能亲自回信，或根据父亲一些理论解释一些疑问。”郑克晟说，学术的春天也唤起父亲的热情，尽管辞去了副校长职务，但各种事务不少，“他之前喜欢古玩、图章和墨，收藏了不少但后来也不动了，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读书。”郑天挺自号“及时学人”，可见其读书学习的兴趣。“父亲除了秋冬换季干咳以外，没生过什么病。”晚年的父亲不挑食，饭量也适中，“后来搬到南村时，每天下午或在校园或在水上公园附近散步一小时。”郑克晟说，卡片一直在家存着，后来被封到学校图书馆躲过了浩劫，但在后来从图书馆搬出来时，遗失了一部分，“应该就是近代史部分。”除了当年郑天挺自己出版的一些史学著作外，大多数都留存于卡片之中，这些卡片现在已全部拍成数码照片，几年前已陆续出版了《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明史讲义》是出版的第三部讲义，还有《清史讲义》《历史地理学讲义》，孙卫国介绍说：“正在整理中，相关的遗著还将继续出版。”1981年12月，郑天挺在北京开人代会，“天气还不冷，但招待所的暖气烧得很热。”郑克晟回忆，“出出进进中，父亲发烧了，于20日病逝。其实他可以活到90多岁，结果82岁故去了。”与其在北大、西南联大以及南开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研究的辉煌相比，如今，郑天挺似乎渐渐被遗忘，“不做史学研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了。”郑克晟这样对记者说，如果不是行政事务多，他可能会留下更多的东西。 新报记者单炜炜(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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