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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舵手 南开巨擘”郑天挺往事:只身来津 带书太多只得睡地上

来源: 2018年5月19日 每日新报 第10版     发稿时间: 2018-05-21 10:59
 

  

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郑天挺和儿子郑可晟(右)一家人在南开

  新报记者单炜炜

  3月17日,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根据郑天挺日记、教学卡片整理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明史讲义》由中华书局出版,引发关注。同时,郑天挺创办于改革开放之初,后于1995年停刊的《南开史学》亦将复刊,加上北大120周年校庆,使得郑天挺的名字最近屡屡被人提及。

  1930年,郑天挺在北大任教,后任秘书长;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63年起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3年,主持标点《明史》;1980年,主持召开第一次明清史国际研讨会……北大前副校长何芳川这样评价郑天挺:“他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京大学,把最成熟的学术带给了南开大学。”在南开大学东村,郑天挺哲嗣、88岁的明清史专家郑克晟教授接受新报专访,对记者说起父亲的学术人生、记忆中的父亲印象,滔滔不绝。

  参加五四运动历经“三一八惨案”

  1899年,郑天挺生于北京,原名庆甡。其父郑叔忱曾任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提调,在郑天挺6岁时病逝。之后,母亲陆嘉坤受邀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不到一年也因病去世。他与弟弟被寄养在姨母家中。1917年,他用郑天挺之名第二次考北大,进入本科国文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天挺参加学生会工作,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相关事宜。1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福建学生运动爆发,祖籍福建长乐的郑天挺在北京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募捐筹款,递交请愿书,以“攫日”为笔名宣传抗日。其后,郑天挺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外“漂流”,筹备厦门大学的工作、受表兄梁漱溟之邀到广州协助其推行乡村自治工作,又到浙大当秘书担任讲师、在南京教育部担任秘书……1930年,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郑天挺回到北大担任校长室秘书,同时在预科担任国文课。

  在这期间,1921年,他曾回到北京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这对他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大学、市立一中等学校教书。1926年,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师大引发“三一八惨案”,郑天挺在女师大教课,参加了抗议活动,惨案中北大和女师大学生死了6人,4人是郑天挺的学生,其中就有刘和珍。郑天挺参加了为死难学生召开的追悼会,并发动了教师对死难学生家属的募捐。当时的北大,主管校务的除了校长和文、理、法三院院长外,还设秘书长和课业长。秘书长一度由蒋梦麟兼任。1933年,北大浴室倒塌压死学生1人,重伤2人,引发学生抗议。在征求周炳琳、胡适、刘半农等人意见后,蒋梦麟任命郑天挺担任秘书长,这一做,一直做到1950年5月。在1933年,郑天挺还和鲁迅、李四光等人一起参加了李大钊的募捐公葬,这件事“鲜为人知”。不但浴室事件圆满解决,位于东城沙滩北街的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图书馆、地质馆以及灰楼学生宿舍,也在郑天挺上任后主持兴建。郑克晟后来曾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北大的老图书馆和它很多设置都一样,细致到资料室,甚至台灯款式都一模一样。”这一时期,一家人租房住在西单北的小酱坊胡同。1937年春节时,郑天挺的妻子难产去世,“时局混乱加上校务芜杂,母亲的去世给父亲带来巨大伤痛,此后他终身未再续弦。”七七事变爆发,校长蒋梦麟并未在北平,学校其他负责人也纷纷南下,北大几乎全由郑天挺负责,在其努力之下,北平沦陷时,学校已无学生。他得知迁校到长沙后,给各个教授送“路费”,一家一家亲自送去。11月离别家中二女三子,带着几位教授、校工开始南下,经天津,住在六国饭店时,拒绝了后来成为伪北大校长的钱稻孙“回北大”的挽留。取道青岛,辗转香港、梧州、桂林多地,到达长沙。后来又随学校去往昆明,开始了西南联大的生涯。

  唯一不挨骂的西南联大总务长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是郑天挺遗著主要整理人之一,他告诉记者,从北大到西南联大,郑天挺从来没有终止过教学。刚到长沙时,就被蒋梦麟校长催促兼顾新政务,但都被郑天挺“躲过去”。孙卫国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他讲授隋唐五代史,西南联大时期开始讲授明清史。

  西南联大正式成立后没有校长,由三校的校长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和南开张伯苓担任常委,蒋不常在学校,张一直在重庆,学校事务多由梅贻琦主持。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去了川大,梅贻琦等推荐郑天挺继任总务长,即便学校常委会通过决议送来了聘书,他也依旧回避,日记中写道:“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学校常委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和施嘉炀给他留字条“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又以要维持三校关系为言。郑天挺还和梅贻琦“谈条件”,只做半年,梅也同意。郑天挺遂答应,但半年之约,最终变成做到1946年三校复原为止。孙卫国介绍,《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诚如中华书局学术部主任俞国林所言日记“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郑克晟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大多入不敷出,“父亲曾和闻一多诸先生联名出告示,卖字、刻印取报酬。”后人在日记中,读到了郑天挺事无巨细的“辛劳”。郑克晟说,很多事其实不归父亲管,但都找到他来解决。“蒋梦麟的司机和教授闹了矛盾,双方都找到父亲这里解决;教育系主任要辞职,委托父亲去和蒋梦麟说;有人传谣言教授私卖仪器,父亲还揪出来谣言者并举证教授们的清白;还有教授子女的各种问题……北大教育系主任、胡适的舅爷江泽涵就批评我父亲‘杂事太多’。”尽管千头万绪,但郑天挺都圆满地处理了。郑克晟说,梅贻琦校长曾因此说,没有不挨骂的总务长,但西南联大例外。

  留守在北京的孩子们和父亲一直保持通信,“我们写信说些生活学习上的事情,他的来信多说生活上的事情。”郑克晟说,父亲来信大多是用明信片,“一目了然,方便‘那些人’检查。但每次落款都有四个字‘父在昆明’。”也有伪警察上门查户口,“我们就说,户主做生意去了。”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师生和人民一起庆贺,但北大却发生一系列人事变动。9月,胡适成为北大校长,11月,郑天挺到达北平。抗战期间,郑家长女郑雯在西南联大读外文系,1946年7月12日,“23岁的姐姐回北平途中飞机失事,父亲的日记到此时戛然而止。”郑克晟说,后来父亲到天津后也有日记,但那只是个“记事簿”。回到北平后,郑天挺拿着自己写的《清史探微》向胡适提出辞职“以专心搞学问”,胡适表示“书已看过”,人继续兼任秘书长,后来还代理史学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之前,郑天挺还教授明清史、清史研究等多门课程。”其时他的政务已经非常冗杂了。1948年12月,“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平津。校长胡适离开学校后,校务由汤用彤、周炳琳和父亲一起维持着。”郑克晟说,父亲拒绝南飞,在学校一边教学,一边和师生们保护学校财产。之前,北大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这一年赶上了50周年校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向郑天挺献“北大舵手”锦旗,感谢他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为学校做出贡献。郑克晟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父亲非常高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把锦旗挂在家里的书房里。”

  1949年年初,郑天挺作为北大代表之一,在同傅作义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希望以民意为依归,就是“和平解放”的意思。1937年曾拒绝“回北大”,这一次郑天挺坚持“留在北大”。解放军进城后,郑天挺被任命为校委会委员,职务定为常务委员会书记,并兼秘书长和史学系主任。1950年,他辞去秘书长职务。

  最成熟的学术带给南开

  1952年院系调整中,作为北大史学主力的郑天挺奉调到当时史学相对薄弱的南开大学,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说法。郑克晟说,父亲在很多年后,只聊起过当时的一些“思想波动”,“五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所从事的清史研究和教学,北京也有诸多便利,母亲去世后他和我们聚少离多,来天津又变成了‘孤家寡人’。”郑克晟说,他最终还是愉快决定只身来天津,还安慰一起来天津的雷海宗,要“把南开史学建设好”。郑天挺到天津,是当时天津史学唯一的“一级教授”。

  到天津后,郑天挺在教学和研究上的时间真正多了起来。“在他留下的卡片中,还有他抄录的马列主义一些著作的文字。”孙卫国说,这表明郑天挺也一直在学习,用新的观点和角度去研究史学。1953年,他还根据古代史记载,认为中国没有石油是无根据的,为中国的石油工业提出了历史根据。他同时参加了教育部的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和翦伯赞一起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还在中央党校讲授清史,受邀在中华书局主持标点《明史》。“他刚到天津时,由于教授只能有一间屋子,是住杨石先校长匀出的一间屋子,带来的书太多了,父亲只能睡地上。”1963年,郑克晟从中科院调到南开大学,“父亲年岁大了需要家属陪伴照顾,正好我也是做明清史研究的。”这一年,郑天挺被任命为副校长,“他担任史学系主任,又常被借调到北京,就分管图书馆。”一家人住在南开北村的一栋小楼上排,一共有4间屋子,“我们把它隔成了5间。”1978年,近80岁的郑天挺开始招收明清史研究生。“1979年,他在南开主办明清史进修班,1980年,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工作。”孙卫国说,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学术恢复的春天,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选举领导机构,“郑天挺被选为常务理事,后来接任执行主席,都是选票最高的,足见威望。”1981年,郑天挺领衔创办《南开史学》,这一年,他主办明清史国际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来自美国、日本、瑞士、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等,“这是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

  “很多人给他写信,甚至问该读什么书,很多时候不得不由我来回信:解释父亲暂时不能亲自回信,或根据父亲一些理论解释一些疑问。”郑克晟说,学术的春天也唤起父亲的热情,尽管辞去了副校长职务,但各种事务不少,“他之前喜欢古玩、图章和墨,收藏了不少但后来也不动了,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读书。”郑天挺自号“及时学人”,可见其读书学习的兴趣。“父亲除了秋冬换季干咳以外,没生过什么病。”晚年的父亲不挑食,饭量也适中,“后来搬到南村时,每天下午或在校园或在水上公园附近散步一小时。”郑克晟说,卡片一直在家存着,后来被封到学校图书馆躲过了浩劫,但在后来从图书馆搬出来时,遗失了一部分,“应该就是近代史部分。”除了当年郑天挺自己出版的一些史学著作外,大多数都留存于卡片之中,这些卡片现在已全部拍成数码照片,几年前已陆续出版了《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明史讲义》是出版的第三部讲义,还有《清史讲义》《历史地理学讲义》,孙卫国介绍说:“正在整理中,相关的遗著还将继续出版。”1981年12月,郑天挺在北京开人代会,“天气还不冷,但招待所的暖气烧得很热。”郑克晟回忆,“出出进进中,父亲发烧了,于20日病逝。其实他可以活到90多岁,结果82岁故去了。”与其在北大、西南联大以及南开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研究的辉煌相比,如今,郑天挺似乎渐渐被遗忘,“不做史学研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了。”郑克晟这样对记者说,如果不是行政事务多,他可能会留下更多的东西。 新报记者单炜炜(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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