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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从历史深处,破解权力与人性密码

来源: 2018年05月12日 新京报 B06版     发稿时间: 2018-05-14 22:33

                          

  刘泽华(1935-2018),河北石家庄人,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博导,兼任先秦史研究会等十余个研究会理事,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史研究。代表作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古政治思想史》等。

  《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

  作者:刘泽华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刘泽华教授的自传,记叙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介绍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

  作者:刘泽华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系统论述先秦的政治思想发展过程,对先秦诸子与流派论述尤详,作者认定先秦政治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础,并形成认识模式。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作者:刘泽华、葛荃

  版本: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年6月
      讲述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以及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历史过程。

 

  □刘刚、李冬君(作者系刘泽华学生、历史学者)

  2018年4月6日凌晨,恩师刘泽华先生从西雅图发来邮件:“两位:目前病情,恐难得再见了,坐飞机也难。”

  冬君回复:“敬爱的老头先生,您不是好好的呀!您的《八十自述》得了多种奖项!还在看我们这些老学生的文字呀!坐飞机时间太长了,您肯定不舒服,好好休息。我和刘刚得空去看您!春节以来,我家老妈妈一直住院,曲霉菌感染抢救,之后又是结肠癌,还在医院增强体质以备手术呐!我妈妈和您是一天生日祝属猪的先生健康快乐!代问师母好!祝您阖家幸福快乐!期待先生回信。学生冬君、刘刚顿首。”

  4月9日凌晨两点,刘先生回了一句:“两位:佩服老太太的坚强。”

  这是先生对我们最后的留言。北京时间5月8日下午15时,先生在美国西雅图病逝,享年83岁。

  反思的起点砸碎枷锁,解放史学

  刘泽华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课堂上和私下里都说“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那口气,就像马丁·路德说“上帝在我心中”。以我们对他的认识,那应该就是他的“我思”的追求、“我心”的觉悟。

  “四人帮”垮台后,他应时写了许多批判文章,后却猛然醒悟,自己也没有摆脱“文革”思维,只不过把矛头转向了“四人帮”而已。

  于是,他开始反思,从反思自己到反思历史,写下《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质疑;他与王连升合作的《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强调“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文章引起轰动,但他知道在思想和语言方式上,仍有些教条主义。

  带着对方法论的反思,他开始研究先秦诸子,得出了“中国的王权主义”结论。我们跟着先生一起反思,从《先秦政治思想史》到《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十卷本,直到反思出一个“刘泽华学派”。

  最早提到“刘泽华学派”的,是瑞士著名汉学家毕来德。上世纪80年代,毕来德就注意到刘先生的观点,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这些观点的发展,并因此确认有一个“刘泽华学派”正在形成。他在北京一家书店的角落里,发现了刘先生主编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丛书,刚好翻阅了我们写的《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

  毕来德想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的“刘泽华学派”,他认为,刘先生的学术成果是世界性的、大师级的,而《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代表了“刘泽华学派”在近年来的发展。不久,两位思想者终于在北京亦庄见面,刘先生问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运动在欧洲的发展,毕来德闻之眉飞色舞,略说大概之后,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我为社会民主党感到自豪。

  毕来德的“贵气”与刘先生的“土气”,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刘先生的思想绝对是土生土长,自家原产。用王权主义解读中国,你不会有“山阴道上行,如在画中游”的审美感受,那是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追求的目标;你也不会有那种富翁式的琳琅满目的文化享受,那享受属于功德圆满的钱穆一流。但你一旦投入,却有豁然开朗的喜悦。

  从人性出发认识权力运作的奥秘

  刘泽华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指出中国政治思想都通向王权主义;二是对土地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对授田制与军功制结合的研究,指出了王权主义的制度化道路。从这两点出发,先生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判断上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质,二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质是王权主义,而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是权力支配经济。他经常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概括:专制制度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

  马克思的这句话涉及人性论,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首先就是要解放人。我们一帮年轻人跟随刘泽华先生,一起回溯远古三代,从甲骨文和金文中考察“人”之初的样子,进入先秦诸子的世界,从百家争鸣中,遍观人性论的风采。“人”从哪里来?阶级史观认为,人从阶级而来。可刘先生却用大量材料证明,“人”在殷周时代,是一个超阶级的类概念,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都强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形体方面的特征,是从视觉上即人的自然性上来确认“人”。

  “人”字在甲骨文里就有,而从社会性上来规定“人”的本质,始于春秋时代,最早提出“人性”概念的是周朝的单襄公,他说“人性”向上,不能被压迫——“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为人民抗争提出了“人性”的正当理由。而且,不光人民需要“人性”,统治者同样也需要。“民心所向”决定一国兴亡,可统治者却发现“民心”靠不住,民心叵测的背后有没有能把握的确定性的东西?有,那就是“人性”。

  以“人性”操纵民心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是一种权术。刘先生进一步指出,诸子思想有两个基本论点:一是人性学说,一是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从人性论出发,最终却走向君主专制主义,症结在哪里?先生指出了中国权力运动大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权力支配社会,诸子思想主流与权力相结合。

  如何看待中国的王权?刘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切权力皆由王权派生,这一专制表现为“天子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一切权力活动围绕“五独”来展开。“五独”是根据韩非子的主张总结出来的,韩非子告诉君主,要理直气壮地用“独”,但只能做不能说,不得不说时,就要包装了往好处说。这方面儒家最有本事,它能把皇上说成圣上,把君王说成圣王,把“五独”说成“大公无私”,所以,历朝历代都奉行儒家“说法”,而非其“做法”。儒家的主张是“能说不必做”的,而“五独”则“能做不能说”。

  君主“五独”的文化,使得社会公共权力越来越向王权集中,王权支配社会,还主宰文化,因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质”,先生一言以蔽之曰:“王权主义”。所谓“王权主义”,非指社会形态,亦非权力系统,而是指控制和运行社会的权力机制。大致分为三块:一块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一块是以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还有一块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一整套观念体系。

  为真理而辩

  在思考路上永不停歇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文化热”,流行过一个观点,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刘先生指出,若就重世俗、轻神学而论,可以这么说。但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来看,人文思想与民主、自由都没有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讲,专制主义可以包括在传统人文思想中;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文思想发达,但专制主义也发达。

  王权主义,是以君权为绝对核心的意识形态,其表现在于:第一,君主能参天地,化万物,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第二,君主体现着自然与社会的必然性,把握着必然之理;第三,君主是政治治乱的枢机和治国平天下的决定力量;第四,君主拥有全面所有权,王权是唯一最高所有权;第五,君主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主垄断了政权和所有权,还掌握了思想认识的裁判权,这就使得中国传统人文思想都围绕着君主转。

  对于在“文化热”中兴起的新儒家,他这样问道:“我向赞美儒家的先生们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儒家那么高明,试问,它怎么没有把中国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时刻,它怎么拿不出自救的办法?专制权力支配中国社会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

  为真理而辩的激情和心境,哪像个八十岁的老头?可现在,这颗永远“在思考路上”的心灵停止了思考,我们只能默默祈祷,愿他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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