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克
今天是穆旦(查良铮)先生诞辰100周年。这100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00年，是中华民族由衰向兴、站起来、富起来并努力强起来的100年。穆旦先生诞生时，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已到危急存亡之秋。穆旦先生17岁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霸占东北、兵临华北的危难局面，他写下了《哀国难》；次年，穆旦又写下了《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哀国难》诗中说：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坟墓里的人也许要急起高呼：
‘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
你良善的子孙们呦，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
可惜黄土泥塞了他的嘴唇，
哭泣又吞咽了他们的声响”。
这里，我们强烈感受着青年穆旦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对中华文明的强烈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在抗战艰苦的岁月放弃刚刚获得的西南联大教职而携笔从戎，他可以面对胡康河畔的白骨、在野人山的绝境中顽强坚持，他可以写下那么多顽强抗争的诗句，他可以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时不顾亲朋劝阻，毅然从美国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他可以在连续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诬为“历史反革命”而判处管制劳改和常年残酷批斗的逆境中，坚守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今天我们纪念穆旦先生，首先就要学习他沉厚的家国情怀。
第二，纪念穆旦先生，我们要学习他博大的仁爱之心。穆旦上中学的时候，发表的《两个世界》一诗这样写道：
“丝缸里，女人的手泡了一整天，
肿的臂，昏的头，带着疲倦的身体，
摸黑回家了，便吐出一口长气……
生活？简直把人磨成了烂泥！
美丽的世界仍在跳跃，炫目，
但她却惊呼，什么污迹染在那丝衣？
同时远处更迸出了孩子的哭——
‘妈，怕啊，你的手上怎么满铺了血迹？’”
诗中，贵妇人的抱怨和孩子的哭喊，用“同时”两个字，强烈地对比起来，这是青年穆旦对人间不平等的鞭挞，也透出他对穷苦劳动人民的爱。在回忆穆旦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朋友、对亲人、对子女那样真诚博大的爱。他在身处逆境、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坚持资助已故朋友的家眷，多么难能可贵。穆旦先生怀着这样的爱心，度过了他久遭屈辱困厄的一生，令人扼腕叹息、令人心痛，更令人深深起敬。
第三，纪念穆旦先生，我们要学习他坚忍的学术追求。他是诗人，是翻译家。在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刘文飞先生说，他是诗人中最好的翻译家，或是翻译家中最好的诗人。可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写诗的呢？他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从事翻译的呢？他的诗绝大多数写作于抗战期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作的诗歌。1938年2月—4月，西南联大200余师生从长沙步行西迁昆明，跨越湘、黔、滇三省，行程3500华里。在这次“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中，穆旦创作了组诗《三千里步行》：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我们不能抗
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
1941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写下一首题为《中国在哪里》的诗，诗中一连三遍呐喊“我们必须扶助母亲的生长”！穆旦的诗在痛苦艰难中透着浓烈情怀的、又有深沉理性思考的诗性的张扬。穆旦诗的语言，既是感性化、肉体化的，又是哲理化、理想化的；是历史的，又是现实和未来的；是柔和的，更是强劲的；是深沉的，又是雄健的，让人有“力透纸背”的感受，这是穆旦诗的特殊美。
穆旦的翻译工作，更为不易，那是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特殊岁月里从事的学术工作。他的子女曾有这样的论叙，父亲去世前“嘱咐我们保存的唯一遗物，是一只帆布小提箱”。父亲“曾对小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我们打开提箱，里面整整齐齐的放满了译稿！每部译稿的封页都清楚地标明了题目或是哪一部译稿的注释。看到此景，凡是稍微了解背景的人都会感到心灵的极大震动。因为父亲是在遭受精神压抑和身体伤痛的双重困扰下，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完成这些巨大而艰辛的工作的。”明知不能发表，依然孜孜以求、不弃不舍，穆旦的学术工作是完全没有功利的纯的学术。
《唐璜》是穆旦先生于1963年被解除管制继续“改造”期间开始着手翻译的，此后十年间，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下，他反复整理、修改、注释英国诗人拜伦的这首2万多行的长诗。他的子女写道，在1966年8月一个被红卫兵洗劫家居后的夜晚，“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毛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些正是他的心血结晶《唐璜》译稿。”后来，“我们全家(六口)已被赶出原住房，搬到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里……在那间闷热的、挤的满满的小屋子的一角，堆放着酱油瓶和饭锅的书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我们都休息了，一只小台灯仍伴着他工作到很晚”。这部《唐璜》译著终于在穆旦先生辞世三年后得以出版，并伴随先生的遗骨安放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说到穆旦的学术追求，不能不说到他的学术批判精神，尤令人震动的是他在解除三年管制不久，竟然写下一万多字的长文与批评者公开论争“译诗应采用什么原则”的问题。在长文的结尾处，他说“我想应该在这里着重指出：本文固然讨论了几首译诗的孰优孰劣，但目的绝不是说谁比谁强，甚至也不是专门对那几首诗而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评论哪一个原则更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是要弄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原则”。这里，透着穆旦先生的学术倔强，这是多么坚忍的真理追求。1957年，穆旦先生发表的“九十九家争鸣记”成为后来被治罪的“证据”。那诗的锋芒直指官僚主义：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
我知道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
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
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
这诗，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拍案叫绝。对于反对“四风”，不乏现实意义。
在沉寂了近20年后的1975年，穆旦先生又重新写诗了。1976年4月，在人民群众用诗歌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镇压的时候，穆旦先生写了一首名为《诗》的诗，其中写道：
“诗，我要发出不平的呼声，
但你为难我说：不成！”
“设想这火热的熔岩的苦痛
伏在灰尘下变得冷而又冷……
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
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
1976年10月，党中央代表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穆旦先生随即又一次写下了讽刺诗《黑笔杆颂》，痛斥那些以“革命”为名义的倒行逆施：
“认真工作，必是不抓阶级斗争；
你把按劳付酬叫作‘物质刺激’，
一切奖罚制度都叫它行不通。
学外国先进技术是‘洋奴哲学’，
但谁钻研业务，又是‘只专不红’”；
“不从实际出发，你只乱扣帽子，
你把一切文字都颠倒了使用：
到处唉声叹气，你说‘莺歌燕舞’，
把失败叫胜利，把骗子叫英雄，
每天领着二元五角伙食津贴，
却要以最纯的马列主义自封”。
诗人是如此地憎爱分明！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翻译家，穆旦先生的学术追求，也是对祖国强盛、人民幸福的追求，是对社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无论怎样的磨难，都没有磨灭的坚忍的追求，正是这崇高的追求成就了穆旦。
我在上小学时，最爱读《革命烈士诗抄》，在该书的增订版前言中，萧三先生引用了一个读者来信中的话：“你要学习写诗么？学习这样的诗歌吧！你要学习做人么？向这样的人学习吧！”纪念穆旦先生百年诞辰，引用这句话作为结语，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的。
201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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