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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穆旦先生百年诞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来源: 南开大学报     发稿时间: 2018-05-11 23:42

  □龚克

  今天是穆旦(查良铮)先生诞辰100周年。这100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00年,是中华民族由衰向兴、站起来、富起来并努力强起来的100年。穆旦先生诞生时,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已到危急存亡之秋。穆旦先生17岁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霸占东北、兵临华北的危难局面,他写下了《哀国难》;次年,穆旦又写下了《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哀国难》诗中说: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坟墓里的人也许要急起高呼:

  ‘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

  你良善的子孙们呦,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

  可惜黄土泥塞了他的嘴唇,

  哭泣又吞咽了他们的声响”。

  这里,我们强烈感受着青年穆旦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对中华文明的强烈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在抗战艰苦的岁月放弃刚刚获得的西南联大教职而携笔从戎,他可以面对胡康河畔的白骨、在野人山的绝境中顽强坚持,他可以写下那么多顽强抗争的诗句,他可以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时不顾亲朋劝阻,毅然从美国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他可以在连续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诬为“历史反革命”而判处管制劳改和常年残酷批斗的逆境中,坚守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今天我们纪念穆旦先生,首先就要学习他沉厚的家国情怀。

  第二,纪念穆旦先生,我们要学习他博大的仁爱之心。穆旦上中学的时候,发表的《两个世界》一诗这样写道:

  “丝缸里,女人的手泡了一整天,

  肿的臂,昏的头,带着疲倦的身体,

  摸黑回家了,便吐出一口长气……

  生活?简直把人磨成了烂泥!

  美丽的世界仍在跳跃,炫目,

  但她却惊呼,什么污迹染在那丝衣?

  同时远处更迸出了孩子的哭——

  ‘妈,怕啊,你的手上怎么满铺了血迹?’”

  诗中,贵妇人的抱怨和孩子的哭喊,用“同时”两个字,强烈地对比起来,这是青年穆旦对人间不平等的鞭挞,也透出他对穷苦劳动人民的爱。在回忆穆旦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朋友、对亲人、对子女那样真诚博大的爱。他在身处逆境、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坚持资助已故朋友的家眷,多么难能可贵。穆旦先生怀着这样的爱心,度过了他久遭屈辱困厄的一生,令人扼腕叹息、令人心痛,更令人深深起敬。

  第三,纪念穆旦先生,我们要学习他坚忍的学术追求。他是诗人,是翻译家。在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刘文飞先生说,他是诗人中最好的翻译家,或是翻译家中最好的诗人。可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写诗的呢?他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从事翻译的呢?他的诗绝大多数写作于抗战期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作的诗歌。1938年2月—4月,西南联大200余师生从长沙步行西迁昆明,跨越湘、黔、滇三省,行程3500华里。在这次“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中,穆旦创作了组诗《三千里步行》: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我们不能抗

  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

  1941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写下一首题为《中国在哪里》的诗,诗中一连三遍呐喊“我们必须扶助母亲的生长”!穆旦的诗在痛苦艰难中透着浓烈情怀的、又有深沉理性思考的诗性的张扬。穆旦诗的语言,既是感性化、肉体化的,又是哲理化、理想化的;是历史的,又是现实和未来的;是柔和的,更是强劲的;是深沉的,又是雄健的,让人有“力透纸背”的感受,这是穆旦诗的特殊美。

  穆旦的翻译工作,更为不易,那是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特殊岁月里从事的学术工作。他的子女曾有这样的论叙,父亲去世前“嘱咐我们保存的唯一遗物,是一只帆布小提箱”。父亲“曾对小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我们打开提箱,里面整整齐齐的放满了译稿!每部译稿的封页都清楚地标明了题目或是哪一部译稿的注释。看到此景,凡是稍微了解背景的人都会感到心灵的极大震动。因为父亲是在遭受精神压抑和身体伤痛的双重困扰下,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完成这些巨大而艰辛的工作的。”明知不能发表,依然孜孜以求、不弃不舍,穆旦的学术工作是完全没有功利的纯的学术。

  《唐璜》是穆旦先生于1963年被解除管制继续“改造”期间开始着手翻译的,此后十年间,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下,他反复整理、修改、注释英国诗人拜伦的这首2万多行的长诗。他的子女写道,在1966年8月一个被红卫兵洗劫家居后的夜晚,“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毛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些正是他的心血结晶《唐璜》译稿。”后来,“我们全家(六口)已被赶出原住房,搬到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里……在那间闷热的、挤的满满的小屋子的一角,堆放着酱油瓶和饭锅的书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我们都休息了,一只小台灯仍伴着他工作到很晚”。这部《唐璜》译著终于在穆旦先生辞世三年后得以出版,并伴随先生的遗骨安放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说到穆旦的学术追求,不能不说到他的学术批判精神,尤令人震动的是他在解除三年管制不久,竟然写下一万多字的长文与批评者公开论争“译诗应采用什么原则”的问题。在长文的结尾处,他说“我想应该在这里着重指出:本文固然讨论了几首译诗的孰优孰劣,但目的绝不是说谁比谁强,甚至也不是专门对那几首诗而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评论哪一个原则更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是要弄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原则”。这里,透着穆旦先生的学术倔强,这是多么坚忍的真理追求。1957年,穆旦先生发表的“九十九家争鸣记”成为后来被治罪的“证据”。那诗的锋芒直指官僚主义: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

  我知道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

  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

  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

  这诗,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拍案叫绝。对于反对“四风”,不乏现实意义。

  在沉寂了近20年后的1975年,穆旦先生又重新写诗了。1976年4月,在人民群众用诗歌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镇压的时候,穆旦先生写了一首名为《诗》的诗,其中写道:

  “诗,我要发出不平的呼声,

  但你为难我说:不成!”

  “设想这火热的熔岩的苦痛

  伏在灰尘下变得冷而又冷……

  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

  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

  1976年10月,党中央代表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穆旦先生随即又一次写下了讽刺诗《黑笔杆颂》,痛斥那些以“革命”为名义的倒行逆施:

  “认真工作,必是不抓阶级斗争;

  你把按劳付酬叫作‘物质刺激’,

  一切奖罚制度都叫它行不通。

  学外国先进技术是‘洋奴哲学’,

  但谁钻研业务,又是‘只专不红’”;

  “不从实际出发,你只乱扣帽子,

  你把一切文字都颠倒了使用:

  到处唉声叹气,你说‘莺歌燕舞’,

  把失败叫胜利,把骗子叫英雄,

  每天领着二元五角伙食津贴,

  却要以最纯的马列主义自封”。

  诗人是如此地憎爱分明!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翻译家,穆旦先生的学术追求,也是对祖国强盛、人民幸福的追求,是对社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无论怎样的磨难,都没有磨灭的坚忍的追求,正是这崇高的追求成就了穆旦。

  我在上小学时,最爱读《革命烈士诗抄》,在该书的增订版前言中,萧三先生引用了一个读者来信中的话:“你要学习写诗么?学习这样的诗歌吧!你要学习做人么?向这样的人学习吧!”纪念穆旦先生百年诞辰,引用这句话作为结语,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的。

2018年4月5日

  在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开师生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风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