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何林先生是带着革命的风尘走上治学之路的，他以一个革命战士的姿态来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他一生为革命而学术，以学术助力革命，不畏险阻，特立独行。他是一位鲁迅的研究者、宣传者、捍卫者，更是一位正道直行的鲁迅思想和风骨的力行者。
1975年9月，李何林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力行者
李何林先生一生敬仰鲁迅、研究鲁迅、宣传鲁迅，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鲁迅研究”。他把对鲁迅的崇敬与虔诚，熔铸进了自己的精神结构和人格境界。
李何林一生都在捍卫鲁迅。从早年对梁实秋、叶公超歪曲鲁迅的批判，到晚年对所谓“神化鲁迅”的批判，都体现着他对鲁迅精神的真诚热爱，尤其是他在当年抗击左倾机械论的微弱情势下，作出了悲壮的抗争，展现了一位杰出学人的理论自信。
李何林矢志于“鲁迅研究”的执着精神，世所罕见。特别是在其晚年，他毅然接受了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的任命，以73岁的高龄，完成了博物馆的扩建和组织机构的健全、完善，并以他的声望，将国内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年轻学者会聚起来。
10年任职期间，李何林带领同人们完成了如下项目：一、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如《鲁迅研究资料》总共出版二十四辑，700余万字。另外出版《鲁迅研究动态》六十期，从1985年起改为《鲁迅研究月刊》，至今仍在出版，成为全国鲁迅研究的核心阵地。二、《鲁迅手稿》的出版。三、组织馆内外的专家，历时数载，完成了由他主编的《鲁迅年谱》（三卷）的编写和出版，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四、设立《鲁迅日记》注释组，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底本。（田本相、李豫）
先驱者
1924年，李何林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因为兴趣、爱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他考入东南大学生物系。正值大革命时代，他在大学期间积极投入反军阀斗争。在军阀孙传芳的大搜捕中，他被介绍到上海环龙路14号，报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起先是在学兵团的《学兵日报》做编辑工作。
1927年1月，李何林以忠实可靠的人品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引起领导的重视，遂被调到北伐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任中尉科员，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陶(号硕勋)。
在北伐中，李何林以其勇敢和出色的工作，受到李硕勋的重视，不久被提升为宣传科副科长。二十五师凯旋武汉后，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胜利，就又奉命顺长江东下，开始讨伐蒋介石。1927年7月，李何林在李硕勋和姚光鼐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对李何林来说，是一生难以忘记的日子，他来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起义失败后，二十五师在朱德的带领下，朝广东省潮州、梅县地区进军。征途中，这个刚刚入党的宣传科长，事事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科员到火线上鼓舞士气。
当起义部队处于困境之时，李硕勋命令机关同志先疏散，然后再到武汉去找党组织。李何林先到赣州，再赴南昌、九江，沿路历经危险，好不容易到达武汉，但武汉地下党组织一时间无力安排这么多同志。他只好拿了从武汉到南京的路费，又踏上了一段连他自己也不可预想的征程。
1927年10月，李何林悄悄回到家乡，与外地回来的王冶秋和王青士等人会合，组建了中共霍邱县委和共青团霍邱县委。在此期间，他秘密做着发展党员的工作，王青士即由他介绍入党。1928年7月，李何林参加了霍邱的“文字暴动”，贴标语，撒传单。暴动失败后，敌人对他们疯狂报复，先是对李何林任校长的小学进行了大搜查，很快又赶到他家，抓走了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
李何林接到县委分散隐蔽撤退的指示，当晚先到霍邱县西乡暂避，第二天只身一人逃离家乡，经蚌埠、徐州、郑州，辗转到了北平。他将走向何方，哪里是他落脚的地方？
经历了革命考验，积累了人生经验，在危难之中，李何林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李何林(中)与未名社成员王青士(左)、李霁野在一起。
研究者
李何林来到北平后，唯一能找的人，只有未名社的李霁野了。
李霁野看到李何林如此狼狈地来到北平，不由细说，就接纳了他。未名社的朋友之所以如此温暖和知心，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李何林值得信赖。
对未名社来说，能够接纳这样一位被通缉人员，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而对李何林来讲，这一次也把他同鲁迅先生联系在一起。他跨进了未名社，实际上就跨进了鲁迅先生的伟大怀抱之中。
李何林做事认真，对于“未名社出版部”的开办，投入了极大热忱。他以自己特有的执着和细心，经营起这个新生的售书部。“未名社出版部”也逐渐成为当时北平一个小小的进步文学阵地。
在未名社这个“文学圈”里，李何林感受到了一股蓬勃上进之力，那就是鲁迅先生的精神。卖的是书，看的也是书，这使经受过战斗洗礼、刚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阅读的进步文学书刊中，李何林以革命战士的眼光，注意到当时文学界一个还无人关注的领域——“五四”以来的文学论争。于是，一个编书计划在他心中酝酿着，形成着，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文艺论战》。
《中国文艺论战》共收入文章47篇，分为“语丝派及其它”“创造社及其它”“现代文化及其它”“小说月报及其它”等专题。
对于这次论战的意义，李何林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也敏锐地意识到，鲁迅的意见在此次论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他写论争，关注的重点正是鲁迅。把画室(即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作为《中国文艺论战》的首篇编入，可以看出李何林的历史识见，并把它“作为‘革命文学论争’的结论”。
作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文艺论战》是第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论战的史料集，开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资料研究和收集的先河。也正是从《中国文艺论战》开始，“李何林”这个名字才第一次正式公开使用，直至先生逝世。
1929年夏，经顾随先生介绍，李何林赴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教学之余，他又安心地做起了研究。当时，正值《中国文艺论战》出版，形势大好，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又开始了《鲁迅论》的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
李何林的着眼点十分明确——他所收集的是关于鲁迅的理论批评文字，是为了“献给一般留心中国文艺界和思想界的朋友们”，他看重的是鲁迅在“思想界”影响。显然，在李何林心中，鲁迅已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他还是一位思想家。
《鲁迅论》体现了李何林的胆识和远见。当时，鲁迅正处于一个被认识、被估价的历史时期。《鲁迅论》的编辑，不但体现了李何林对鲁迅的热爱，对鲁迅作为一位文学家、思想家的崇敬，更重要的是，他在纷繁的文学现象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位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伟大人物。
实际上，李何林把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来看待，正如R·M·Bartlett所说，鲁迅是“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
对于《鲁迅论》，鲁迅自己曾经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家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也诚如陈鸣树所言：“先生在其编选的《鲁迅论》《中国文艺论战》两书中，表现了对鲁迅崇高地位的确认的无言之辩。先生所显示的锐利的眼光，我想该是得力于较早接受了党的教育，得力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在血与火的肉搏中接触了中国的实际，因此他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当时革命的任务，与从书本上获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的人们有所不同吧。”
正是由于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李何林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的基石。可以说，他独辟了一条新的革命的独具风格的研究道路。
捍卫者
抗战爆发后，李何林携家带口来到大后方，条件虽然极为艰苦，但他仍以乐观、沉着、镇静的态度，投入到了《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的研究之中。
李何林说：“我那时觉得中国的现代文艺的思想争论，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太重要了。鲁迅是中国文艺界的灵魂。在他参加的论战中，他的文艺思想，他的见解，代表了中国现代文艺发展方向。我甚至觉得不把鲁迅放到中国的文化的、文艺的论战中来看，就不能体现出鲁迅的正确和伟大。那时，只要是鲁迅的文章，我就找来，我就读，我是在关注鲁迅中，才关注到中国的文艺论战的。因此，我研究中国文艺思潮，也是在研究鲁迅。”
1976年春，李何林(右)与周海婴(左)在北京温泉疗养院看望曹靖华。
《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的出版，使李何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成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研究的首创者，从而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地位。
《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突出论述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也是此书的一大贡献。陈鸣树说：“在鲁迅研究史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上，沈雁冰的《鲁迅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都是从鲁迅的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立论的。到鲁迅逝世以后的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发表的纪念讲话，从政治上全面地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于1939年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则是最早突出地论述鲁迅在现代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
《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不但把鲁迅和宋杨(即瞿秋白)的肖像作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放到卷首，而且在初版序言中指出：“有人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因此，本书引‘经’甚多，以见我们的‘新中国圣人’，在近二十年内各时期里面中国文艺思潮的浪涛中，怎样尽他的‘领港’和‘舵工’的职务，并供研究鲁迅者关于这一方面的参考。”
当时，正值瞿秋白遭到国民党杀害后不久，《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不但刊登瞿秋白的遗照，而且还在《序》中公开赞扬他：“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界中，除鲁迅之外，瞿秋白也占着重要地位。他所作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赤都心史》虽然未曾广泛与读者相见；但他译述的《海上述林》则早给中国的文艺思想界以很大的影响……他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上，和鲁迅占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无疑，这些评价都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能允许的。但是，李何林却以其学术的胆识和革命的勇气，敢于面对黑暗统治，举起真理的旗帜。
果然，《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出版不到一年，即被列为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的书目。
在研究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李何林的研究方法，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范例，今天读来仍有深刻的启示。尽管作者有着鲜明的倾向，但是，他决没有剑拔弩张，随意拔高，任意剪裁史实的弊端。一切从史料出发，一切根据史实说话。
当李何林面对大量复杂的文艺思想斗争现象时，他所采取的态度首先是客观地将史实展现出来。他特别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引用，让这些史料成为历史的见证，自然地形成史的形态。
所以，在李何林的笔下，关于每一次的文艺思想斗争，不但对于它的发生、发展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晰，而且将争论双方，甚至是多方的论点，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决无故意删节和忽略。譬如，后来他概括的所谓“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在《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中,标题为“文艺创作自由问题”，显然这样的处理有分寸，比较客观而准确。
对于这次论战，《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尊重史实，在第一节“问题的开端”中，先将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和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的文章的主要论点作了介绍，揭示了这次论辩的来龙去脉。第二节“论辩的主体”，则按照时间顺序，摆出易嘉和周起应(即周扬)驳斥对方的论点，并且介绍了“似乎是中立的舒月”的文章，这一点被后来的文学史和文艺思想斗争史著所忽略了。第三节“‘左联’的结论”，依次介绍了洛扬对“自由人”的批评、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评，以及何丹仁(即冯雪峰)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
显然，李何林的观点是透过他所引用的这些文章而得出“结论”的。
任何史书都有倾向性，但是，李何林的倾向是从史实出来的，这即谓之“论从史出”。而后来的治史，所宣扬的“以论代史”，往往是不顾史实而“论”了。《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不是这样。读者可以不同意作者的倾向，但是，作者的倾向并没有湮灭史实、没有忽略史实，更没有改装史实。
在这点上，李何林是十分严肃而严谨的。正如《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他在第三编中用了整整一章，几乎占据了全书五分之一篇幅，这也是有关这次论争最完整、最详尽的历史记述。尽管李何林以鲁迅的意见为基准，但是在书中，不管是任何一方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受到阉割和歪曲。
正因如此，《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才经得起历史检验，至今仍有宝贵的历史价值。
《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在对一些人物和斗争作评价时，同样也是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李何林在书中，决不轻易臧否人物，也决不随意评估事件，而是根据史实得出判断，讲究分寸，讲究准确，讲究原则。归根结底，就是讲究实事求是。譬如对陈独秀、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功绩和不足，都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胡适对封建文化的妥协态度，李何林给予了应有的批判，并且特别引用鲁迅的话，对其复古的论调给予驳斥。
何林先生一生为革命而学术，以学术助力革命。为此不畏险阻，不畏打击，特立独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8年是李何林先生逝世30周年，仅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学人小传
李何林，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城关镇的一个贫民家庭，曾就读于阜阳县省立第三师范。他怀抱科学救国的志愿，考入东南大学生物系，在大学期间投身反军阀斗争，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武汉军分校的学兵团，1927年1月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在主任李硕勋的培养下，于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李何林回到故乡，任小学校长，与同乡王冶秋等一起组织了霍邱“文字暴动”，暴动失败后来到北平，在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工作，从此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与鲁迅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鲁迅论》《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等著作，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1952年，李何林赴南开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一职。
20世纪80年代，李何林不顾年老体弱，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在他的主持下，鲁迅博物馆由一个单纯的展览性质场所，变成了宣传鲁迅、研究鲁迅、弘扬民族精神的综合性的专门文化机构，并建立了一整套的学术研究机制，出版了包括鲁迅手稿、年谱、研究资料、论文汇编等一系列具有学术影响的书籍和期刊。李何林晚年成为第一个具有博士培养资格的博士生导师，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子。1988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田本相，1932年5月生于天津，1964年南开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任教，1987年到2000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著有《曹禺剧作论》《郭沫若史剧论》《曹禺传》《田汉评传》《二十世纪中国戏剧论辩》《中国百年话剧史述》等，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新时期戏剧述论》《中国话剧百年图史》《中国话剧艺术史》等；李豫，李何林先生之子。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